骆金星：瑞典中国商贸城
一个心思缜密的中国商人试图在瑞典的卡尔玛建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商贸城”，他希望这里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意，还包括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梦想……
一个心思缜密的中国商人试图在瑞典的卡尔玛建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城”，他希望这里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意，还包括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梦想
采访时间：200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杭州
采访对象：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骆金星
从事产业 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
进入国家：瑞典
进步体现：在瑞典建立受尊重的中国社区
瑞典中国商贸城：你花上300万元人民币，不仅能够得到一个摊位的产权，还能一家三口办理瑞典移民，获得当地的永久居留权，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此外，你还能得到瑞典和中国杭州各一套免费赠送的公寓。最后，就算你在瑞典的生意做得不理想，也可以把摊位转包给投资方经营，每年获取固定的利润。如果这也不愿意，你还可以把摊位产权转卖出去，全身而退。
这看起来靠谱吗？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春节前，投资人骆金星自己出钱，带了好几个中国商人考察团去瑞典当地考察招商。这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义乌人，号称花20几亿人民币在瑞典南部小城卡尔玛投资了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商贸城。
“有一个铺位，还有一个住宅，杭州又给他一个住宅，有三处房产。再加上全家人可以办理移民，又还可以做生意，而且他们去那边把价格一了解，随便你中国什么东西拿过去，都可以卖到10倍的价格。”他说，“所以，他们的疑问和你是一样的，觉得条件太好了，太便宜了，简直不可能。”
确实难以置信。对于一件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事情，该如何解释？
卡尔玛中国城
骆金星，男，1964年生，浙江义乌人。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工作，做过工厂技术员，也当过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回到义乌，辞职下海，通过开发区圈地和收购国有企业逐渐打开了局面。现在，他的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设在杭州，旗下包括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几大块业务。
真正进入欧洲，还是2006年春天的事情。当时，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收购了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以后，瑞典的很多加工企业都已经搬到中国来了，但是他国内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正好缺乏这个。他有先进的技术，又有市场，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收购。”骆金星说，“生产基本还是在国内，要的是他的品牌。我等于是花小钱买一个质量。”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接触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整个北欧四国地区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来。
“一个这么高端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日用品却是三手甚至四手的，这就是很好的商机。我就想，如果能在当地做个中国商品贸易城就好了。”骆金星说， “而且，当地的条件也比意大利好多了：税收低、民众温和、社会安定，气候也和中国小商品贸易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差不多。而且，它在欧洲的辐射范围正好在两个小时的飞机时间圈里面。”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瑞典中国商贸城前期调研，包括法律、房产、税收、环保、物价等等方面。
“和我们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沙多少钱一吨，砖多少钱一块，钢筋多少钱一根，挖机多少钱一小时，我们都需要了解。”骆金星说，“而且和这样的高端国家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它的法律，否则就会很麻烦。比如，瑞典对于企业劳工的人权问题要求很高——10个人必须要配一个桑拿房，员工住的地方必须要有电视机，必须要有娱乐场所。包括食堂里面有几个储存器、几个抽油烟机、几个消毒柜，这都有严格要求。”
有了前期准备，和瑞典政府的谈判就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在谈判中，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来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红砖在中国是三毛钱一块，用轮船运到瑞典去，一个货柜要12000元钱，一个货柜刚好装一万块砖。平均下来1.2元钱运费，加上这边的买价三毛，再加上起货等杂费，一块砖的成本是一块五毛钱——这在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瑞典，一块砖的价钱相当于8块人民币。
“如果不采用这两条，那么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欧洲一个是劳动力价格高，一个是原材料价格高。”骆金星分析说，“现在，我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国内运过去的，大型的构件也全部在中国造，到那边一安装就可以了，这等于为中国城的建造降了一半多的成本。”
问题在于，瑞典政府为什么愿意给一个中国商人这么大的优惠条件？
一方面当然是利益驱动。骆金星是这么算的：2500家中国商人去当地做生意，就算每家一年只交5万块钱的税，那个税收也是不得了的；另外，这 2500个商人过去，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有七八千人，他们在当地生活，要有保安、水电、维护、卫生，可以全面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早几年，瑞典把本土的很多加工企业都搬到了中国，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国内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他们觉得机会有两个，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贸易。它是有诺贝尔的国家，科技是它的亮点，它把全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都请进去了，包括华为和中兴的开发中心。而贸易则符合他们的经营之道—加工企业的成本已经太高了。而且历史上，就是瑞典的哥德堡号开启了中欧贸易的传统。”
骆金星觉得自己机遇很好。当年下海创业，正好遇上开发区圈地热和收购国企热，现在走出去，正好遇上当地政府有强烈需求，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政府支持。去年8月，哥德堡号访问上海，骆金星应瑞典女王的邀请参加，正式开始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招商。207年2月11日，他刚刚去瑞典参加了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的奠基仪式，瑞典副首相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都出席了活动。
一个被尊重的“中国社区”？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自己的瑞典中国商贸城蓝图的：自己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一个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再一个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比如酒店、旅游。至于前景，他希望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中国和北欧的长期贸易平台。
“可以这么理解，它整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环扣一环。先把人弄过来，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它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骆金星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个。第一，没人来，人家觉得条件太好，不敢信任你。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就难以回收，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就算人都来齐了，他们还是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他们能够和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吗？这才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骆金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市场以外，我还造了酒店，还造了那么多的别墅，将来如果中国人不能在那里生存的话，我这些别墅就等于都扔给老外了。”
他认为，自己“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租个场地，弄几个集装箱一墩，就是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三五年，甚至一年。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比如俄罗斯、匈牙利以及东欧，都被做死了。”骆金星分析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在做一些前期的社会磨合。他一方面决定对进驻瑞典中国商贸城商人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加强管理，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集会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在合约中，骆金星还要求注明：在瑞典当地零售领域，这种模式的经营只能有他这一家。“如果大量复制，难免恶性竞争。”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模式也很难被复制，因为环境不允许——此前，美国、西亚、南美和其他北欧国家都曾经邀请过他，但是美国门槛太高，西亚和南美社会太不稳定，而北欧其他国家又不允许买断土地产权。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还是独一份儿，骆金星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实在滴水不漏，“除非遇上地震、水灾、轮船失事这样的天灾人祸。”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一旦上万名中国人主动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件了。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能量所能消化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见的风险，但是对于潜在的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它似乎力有不逮。
骆金星可能意识到了。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和记者开玩笑：“带那么多中国人出国考察，万一有一个偷渡的，我就吃不消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 雷晓宇
相关链接：浙江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采访时间：200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杭州
采访对象：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骆金星
从事产业 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
进入国家：瑞典
进步体现：在瑞典建立受尊重的中国社区
瑞典中国商贸城：你花上300万元人民币，不仅能够得到一个摊位的产权，还能一家三口办理瑞典移民，获得当地的永久居留权，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此外，你还能得到瑞典和中国杭州各一套免费赠送的公寓。最后，就算你在瑞典的生意做得不理想，也可以把摊位转包给投资方经营，每年获取固定的利润。如果这也不愿意，你还可以把摊位产权转卖出去，全身而退。
这看起来靠谱吗？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春节前，投资人骆金星自己出钱，带了好几个中国商人考察团去瑞典当地考察招商。这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义乌人，号称花20几亿人民币在瑞典南部小城卡尔玛投资了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商贸城。
“有一个铺位，还有一个住宅，杭州又给他一个住宅，有三处房产。再加上全家人可以办理移民，又还可以做生意，而且他们去那边把价格一了解，随便你中国什么东西拿过去，都可以卖到10倍的价格。”他说，“所以，他们的疑问和你是一样的，觉得条件太好了，太便宜了，简直不可能。”
确实难以置信。对于一件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事情，该如何解释？
卡尔玛中国城
骆金星，男，1964年生，浙江义乌人。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工作，做过工厂技术员，也当过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回到义乌，辞职下海，通过开发区圈地和收购国有企业逐渐打开了局面。现在，他的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设在杭州，旗下包括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几大块业务。
真正进入欧洲，还是2006年春天的事情。当时，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收购了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以后，瑞典的很多加工企业都已经搬到中国来了，但是他国内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正好缺乏这个。他有先进的技术，又有市场，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收购。”骆金星说，“生产基本还是在国内，要的是他的品牌。我等于是花小钱买一个质量。”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接触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整个北欧四国地区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来。
“一个这么高端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日用品却是三手甚至四手的，这就是很好的商机。我就想，如果能在当地做个中国商品贸易城就好了。”骆金星说， “而且，当地的条件也比意大利好多了：税收低、民众温和、社会安定，气候也和中国小商品贸易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差不多。而且，它在欧洲的辐射范围正好在两个小时的飞机时间圈里面。”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瑞典中国商贸城前期调研，包括法律、房产、税收、环保、物价等等方面。
“和我们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沙多少钱一吨，砖多少钱一块，钢筋多少钱一根，挖机多少钱一小时，我们都需要了解。”骆金星说，“而且和这样的高端国家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它的法律，否则就会很麻烦。比如，瑞典对于企业劳工的人权问题要求很高——10个人必须要配一个桑拿房，员工住的地方必须要有电视机，必须要有娱乐场所。包括食堂里面有几个储存器、几个抽油烟机、几个消毒柜，这都有严格要求。”
有了前期准备，和瑞典政府的谈判就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在谈判中，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来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红砖在中国是三毛钱一块，用轮船运到瑞典去，一个货柜要12000元钱，一个货柜刚好装一万块砖。平均下来1.2元钱运费，加上这边的买价三毛，再加上起货等杂费，一块砖的成本是一块五毛钱——这在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瑞典，一块砖的价钱相当于8块人民币。
“如果不采用这两条，那么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欧洲一个是劳动力价格高，一个是原材料价格高。”骆金星分析说，“现在，我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国内运过去的，大型的构件也全部在中国造，到那边一安装就可以了，这等于为中国城的建造降了一半多的成本。”
问题在于，瑞典政府为什么愿意给一个中国商人这么大的优惠条件？
一方面当然是利益驱动。骆金星是这么算的：2500家中国商人去当地做生意，就算每家一年只交5万块钱的税，那个税收也是不得了的；另外，这 2500个商人过去，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有七八千人，他们在当地生活，要有保安、水电、维护、卫生，可以全面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早几年，瑞典把本土的很多加工企业都搬到了中国，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国内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他们觉得机会有两个，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贸易。它是有诺贝尔的国家，科技是它的亮点，它把全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都请进去了，包括华为和中兴的开发中心。而贸易则符合他们的经营之道—加工企业的成本已经太高了。而且历史上，就是瑞典的哥德堡号开启了中欧贸易的传统。”
骆金星觉得自己机遇很好。当年下海创业，正好遇上开发区圈地热和收购国企热，现在走出去，正好遇上当地政府有强烈需求，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政府支持。去年8月，哥德堡号访问上海，骆金星应瑞典女王的邀请参加，正式开始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招商。207年2月11日，他刚刚去瑞典参加了瑞典中国商贸城项目的奠基仪式，瑞典副首相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都出席了活动。
一个被尊重的“中国社区”？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自己的瑞典中国商贸城蓝图的：自己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一个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再一个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比如酒店、旅游。至于前景，他希望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中国和北欧的长期贸易平台。
“可以这么理解，它整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环扣一环。先把人弄过来，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它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骆金星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个。第一，没人来，人家觉得条件太好，不敢信任你。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就难以回收，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就算人都来齐了，他们还是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他们能够和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吗？这才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骆金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市场以外，我还造了酒店，还造了那么多的别墅，将来如果中国人不能在那里生存的话，我这些别墅就等于都扔给老外了。”
他认为，自己“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租个场地，弄几个集装箱一墩，就是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三五年，甚至一年。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比如俄罗斯、匈牙利以及东欧，都被做死了。”骆金星分析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在做一些前期的社会磨合。他一方面决定对进驻瑞典中国商贸城商人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加强管理，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集会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在合约中，骆金星还要求注明：在瑞典当地零售领域，这种模式的经营只能有他这一家。“如果大量复制，难免恶性竞争。”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模式也很难被复制，因为环境不允许——此前，美国、西亚、南美和其他北欧国家都曾经邀请过他，但是美国门槛太高，西亚和南美社会太不稳定，而北欧其他国家又不允许买断土地产权。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还是独一份儿，骆金星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实在滴水不漏，“除非遇上地震、水灾、轮船失事这样的天灾人祸。”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一旦上万名中国人主动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件了。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能量所能消化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见的风险，但是对于潜在的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它似乎力有不逮。
骆金星可能意识到了。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和记者开玩笑：“带那么多中国人出国考察，万一有一个偷渡的，我就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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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金星：瑞典中国商贸城
{最后编辑时间：2007-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