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复旦大学的情缘

从复旦大学邯郸路正门步入不到百步，就可见一条横贯东西的 “望道路”，一条以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名字命名的校园大道。“望道路”西起“燕园”——望道先生任教的新闻系旧址(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东止复旦大学正大管理发展中心。沿途除了四幢楼(陈望道先生当年的办公楼)、复旦理科图书馆、望道广场(广场中央竖有陈望道先生的半身纪念铜像)，过了毛泽东纪念像广场后还可见第二教学大楼、曦园景点和复旦学院任重书院等旧建筑。笔者漫步在“望道路”上，仿佛又回到了望道先生为之奋斗了一生的那个过去的年代。

1920 年5月，陈望道先生在义乌家乡分水塘村完成了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来到上海。在上海编辑《新青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也就在1920年这一年，望道先生来到了复旦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一

1920 年9月，陈望道先生来到了复旦，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科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以后，他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专业，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原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望道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学严谨，先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的专著《作文法讲义》(1922年)、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美学概论》(1927年)和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明学》(1931年)。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是一位身穿灰色旧长衫讲课的穷教授，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颇受学生爱戴，人称民主教授。在他时任中国文学科主任的1927 年，因为大革命失败，夏征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没有地方可去，经望道先生安排，他们才进了复旦中文系学习。

1931 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一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陈望道先生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望道先生不得不离开复旦。在离开复旦以后，1932年他修改、整理讲稿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此后，他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和办《大江月刊》，发动“大众语运动”，发起“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

二

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北碚。1940年，陈望道先生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回到了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和新闻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闻系主任。在他出任新闻系主任后，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为了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在炎热的7月，陈望道先生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满是臭虫的床上，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蒸蒸日上，名闻全国。1944年那一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543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2787人的19.48%，而当年新闻系仅录取30人，也就是说，每18人中才能录取一人。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先生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望道先生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上，竖有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永永远远地纪念他。

三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拟将复旦迁往台湾，从而引发了一场复旦师生的护校斗争。望道先生作为教授代表担任了护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的副主席，领导学校的师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陈毅将军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军管会代表实施对复旦大学的接管。因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人在北京，望道先生实际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校务和教务工作。1950年中央曾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望道先生说：“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复旦工作一样重要，我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复旦。”为此，毛泽东在1952年亲自任命望道先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当时全国高校正实施院系调整，十八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到了复旦，一时间群星际会，人才荟萃，但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要把这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很难。作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呕心沥血，才使复旦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从而成就了国内一流名校的声望。

院系调整后，有人提出来要改复旦校名为上海大学，各说各的理由，最后陈望道先生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他的想法，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望道先生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复旦的校门也是几经变迁，原来在国杈路口对面， 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六十周年，学校决定建新校门，并移址到现在的邯郸路220号。为了建造现在的这座校门，预算需要两万余元，但当时学校只能有一万元的投入，于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作为校门的建造资金。因为这个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

在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上海的城郊结合部，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远比市区要差，同时给复旦职工子女的读书、升学、就业也带来许多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为此多次给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当时有一万多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也觉得十分为难，但望道先生还是不断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探望他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复旦能尽快划入市区。”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漫步在“望道路”上，笔者思绪万千，不知不觉来到了“望道路”旁的复旦学院所在地。复旦学院是复旦教学改革的一个窗口，新生入学后实施广材教育的一片试验田，由四个书院组成，其中一个就是用望道先生的字“任重”命名的“任重书院”，以纪念这位为复旦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先贤。

夜幕降临，笔者望着“望道路”旁那一盏盏宫廷式路灯透出的淡淡荧光，心潮澎湃，要知道这也是望道先生在六十年代亲自到校工厂要求加工制造的啊！复旦人永远不会忘记老校长为复旦所做的这一切。 (作者系陈望道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