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寺塔建于北宋大观四年

　　绣湖之畔的大安寺塔，系义乌城市之标志性建筑，历代人们对古塔都是十分珍爱而视为神圣的，可以说，大安寺塔已成为义乌市民心中一份永不磨灭的城市记忆。

关于大安寺塔的建造年份和相关历史之考证，文物部门一直持较为审慎的态度。为使大家对大安寺塔的身世有较全面而准确的了解，我们再次对大安寺塔进行了仔细的实地勘察，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特提出如下看法，供社会贤士和同仁参考。

　　对纪年铭砖的看法

在我们对大安寺塔的查勘中，发现大安寺塔塔筒内1至5层壸门或窗位置仍保留有一些铭砖，铭砖上文字内容为： “庚寅岁建”、“孝妻王氏建追荐故夫”、“省幹吴忠翊速生天界”、“吴知县宅”。从砖铭文字字体分辨，有阳文模印，也有阴刻，书体多为楷体，其中纪年砖 “庚寅岁建”文字有两种不同字体，其中一处字迹与“孝妻王氏建追荐故夫”同在一处，并且字体相同，均为阴刻楷书，系在砖坯上模印后入窑烧制而成，判断系同一批砖；另一处字迹刻得较深，字体与砖的成色均有差异，有可能与其他铭砖不同时期烧制。

若单从砖铭文字看，大致可以理解为：庚寅岁孝妻王氏为亡夫省幹吴忠翊超度灵魂速升天界而建塔。王氏系何许人也？砖铭中提供了两处相关的信息，一是“吴知县宅”，另一处是王氏丈夫生前担任的职官。为准确解读铭砖文字的内容，我们特地赴杭州就砖铭文字“省幹吴忠翊”向浙江大学宋史研究专家龚延明教授请教，龚教授提供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据有关宋代职官的文献工具条目解释：“省幹：宋总领所属下监当官别称。”(龚延明编著.《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7，第510页)关于“总领所”的条目解释是：“南宋总领财赋、军马钱粮官均置司于重镇，其治所即为总领所。总领所一般为四总领所(淮东、淮西、湖广、四川总领所)通称。”(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4)总领浙西、江东财赋、淮东军马钱粮所绍兴十一年(1141)始置，因此铭砖必定是在此年份之后留在塔上。“吴忠翊”乃“忠翊郎”冠以姓氏后的简称。忠翊郎，北宋政和二年(1112)由右侍禁改名，武官阶第48阶，正九品(《宋史》卷169，《职官志》9，第4058页)。由此分析“省幹吴忠翊”为吴氏生前曾当任的实职和官界。经查考《延陵吴氏宗谱》，义乌延陵吴氏中在宋代曾当任忠翊郎官职的有吴若古(1112-1168)和其孙子吴琢2人，吴琢夫人不姓王，唯有吴若古娶妻宗氏，继娶王氏。为进一步核实吴若古的生平任职情况，我们查说了《浦阳大辂吴氏宗谱》关于吴若古的墓志铭，其中有“后起监榷管錀以奉使，及覃恩转忠翊郎，谓局职之官，且有钱谷出纳。”(《宗谱》卷1，徐侨撰《宋忠翊郎师卿吴公墓志铭》，第111页)的记载，可见吴若古生前确系在淮东总领所属下当任监管财赋和军马钱粮的职务，因覃恩卓升为正九品官忠翊郎。由上述分析可以基本断定王氏系吴圭侄子吴若古的续弦夫人。宗谱记载吴若古第四子吴大年登进士，任上虞令，累官兵部侍郎，与砖铭“吴知县宅”相符。

既然文献明确记载吴圭造塔事实成立，而且在北宋大观四年至南宋乾道六年间，历代均未见大安寺塔被毁后重建的文献记载，则大安寺塔就应为北宋塔，这岂不与砖铭文字“孝妻王氏建追荐故夫”矛盾？对此，我们的意见是：塔上的铭砖应是南宋乾道六年庚寅岁(1170)王氏主持修建塔时所留，与造塔年代正好相隔一个甲子60年。铭砖中所刻的“建”应指修建，而非建造。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现在大安寺塔1至5层塔体上所留的铭砖位置已在历代修缮中移动变化，并非其南宋初次修建时所留的位置。因为大安寺塔已经历多次修缮。据考证，现大安寺塔4至5层乃明代毁后重建。很有可能在历代修缮过程中，工匠把掉下的铭砖重新砌入塔体。因此，不能单从塔身1至5层均有铭砖断定塔有可能是南宋时重建或始建的。

关于大安寺塔的损坏原因，因史无明载，不敢妄断。北宋末经历靖康之乱，尤其是青溪方腊农民起义，一开始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数月间攻占了杭、睦、歙、处、衢、婺6州52县。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部队攻陷义乌，吴圭闻之，急从京师往家赶，试图招募东阳人申屠大防等乡勇率部抵抗之，不料未果即被方腊兵所杀。起义军“尤憎恶释氏”，盖因批判佛教教义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虚伪性，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他们所到之处，“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宋代方勺《青溪寇轨》及附录)由此推测，位于城中的大安教寺连同大安寺塔经历兵火洗劫，有较大损坏甚至被局部烧毁，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大安寺塔大约建于北宋大观四年，由邑人吴圭出资建造，供奉双林大士。南宋乾道六年，吴圭侄子吴若古夫人王氏为超度先夫亡灵主持重修，是为首次修塔。

历史文献记载有序，吴圭出资造塔属实

大安教寺旧为尼寺，名普安，在县东北150步(约250米)。唐咸通八年(867)建，宋治平年间赐额。 “(宋)大观三年(1109)，徐秉哲改为僧寺，徙至今所，有塔五级。”(明崇祯《义乌县志》卷18“杂述考十五”、“寺观”)查考明崇祯和清康熙、雍正等县志，均未见有关于大安寺塔出资建造人以及建造年份的明确记载，嘉庆县志按语中所谓“考大观三年己丑移寺，当是四年庚寅建塔”也仅是一种推断，然而吴氏宗谱和许多历史文献均明确记载了吴圭出资造塔的事实，兹援矧其二三。

据民国庚午年(1930)重修的《浦阳大辂吴氏宗谱》卷1(龚一清、朱肇撰.宋承信郎吴彦成卓行传，第110 页)记载：“吴圭(1068-1121)，字彦成，以纨绔子弟赀雄里中，好施予……县造浮屠及神霄玉清万寿宫，圭力任其费，不使病民。”民国甲子 (1924)年重修的《延陵吴氏宗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县曾造大安寺塔及神霄、玉清、万寿宫，公颛其费，不以病邑人。”(卷3上，“列传”“承信公传第四”，第5-6页)。龚永吉(1399-1471)和朱肇均为明代义乌人，龚永吉为人耿直，有古道热肠，官至大理寺卿，为官清廉，人称龚青天，他所著的吴圭行传相信应是较客观的，不太可能出于其他功利目的杜撰吴圭造塔的事实。

除了宗谱和龚永吉、朱肇撰的行传，与吴圭生活在同时代、生前与之交好且曾经与吴圭同在京城共事的梅执礼因吴圭长子吴宠之请求，于宋宣和六年(1124)撰《吴彦成墓志铭》一篇(收录于《浦阳大辂吴氏宗谱》卷1)，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县作浮图(屠)绣川湖中，以奉双林大士，又作神宵、玉清、万寿宫，栋宇像设，所费皆不赀，翁一一乐施，不以累众。”与宗谱中“行传”记载吴圭造塔行实完全吻合。

据《宋史》记载，梅执礼(1079-1127)，字和胜，浦江人，登崇宁丙戌(1106)进士第，累官至吏部尚书，因主张抗金，在靖康之祸中为金庭所杀。

关于梅执礼所作《吴彦成墓志铭》，最早见于元代兰溪人吴师道编著的《敬乡录》卷3，文章同时被收录《钦定四库全书》中。另外，明代赵鹤《金华文统》卷1、清代王崇炳的《金华文略》卷17“墓铭”中，均有收录。

由此可见，梅执礼所撰的《吴彦成墓志铭》确有其文，且传承有序，不仅为元、明、清历代乡邦文献和宗谱所收录，也为皇家所编的大型类书所收录，其真实性勿庸置疑。墓志铭是一种对死者生前主要事迹、行实进行记述的记传体文章，内容一般含墓志和墓铭两部分。墓铭一般甚短，墓志则可长可短，名家所作长达数千言的墓志，也是常有的。梅执礼在墓志铭中，不但简要交待了吴圭平生如何善于操纵取予之术、坐致千金而富家的治生才能，还列举了其主要事迹和侠义之风，更重要的是详细记述了吴圭为方腊兵所害的经过。关于吴圭的生卒年，《墓志铭》在文首即明确交待“卒遇盗不得归，盖(宣和)三年二月庚午也”，文末具体写明“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县东缙云乡永昌村前山之阳”，随后列明子嗣，并作墓铭数行。可以说，梅执礼所作的墓志铭，内容翔实，行文规范。出于撰文的严谨，梅执礼在墓志铭中还对写作资料的来源作了交待：“公谢一切金久矣，何谀墓之嫌，于是为考次处州会昌丞宗壬所状行，于叙铭之。”可见，梅执礼撰墓志铭，为避免一般墓志铭中惯用的以空泛溢美之词而为死者谀墓之嫌，他是查证了宗壬写的吴圭行状的。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梅执礼系浦江人，当时的绣湖为婺州风景名胜，梅执礼绝不可能在当时大安寺塔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而凭空臆造出吴圭出资造塔的事实。

从吴圭本人的思想特点来看，吴圭从祖父辈起即寓居绣湖柳洲花园，对绣湖应是非常有感情的。据梅执礼在墓志铭中记载，他曾在晚年治第辟馆延纳四方之游士，“又方列治三阁，收置儒、释、道之书，使子弟宾客周旋其间”。可见，他对道教养生之术有所热衷的同时，也信奉佛教，这说明吴圭为寺院出资造塔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曾颁布《神霄玉清万寿宫诏》：“诏天下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以严奉祀。”吴圭继造大安寺塔之后，又在绣湖边建造了这3座宫观，进一步说明吴圭出资造塔时财力有余。

　　大安寺塔建于北宋大观四年有史可据

首先，义乌县志中有较明确的相关记载。“宋大观三年，知县徐秉哲筑堤以通往来，即柳洲造塔建寺，而湖之景益胜。”(明万历《义乌县志》卷3“方舆考”“山川”“绣湖”第12页)万历县志乃现存义乌县志中最早之版本，万历志的记载虽仅作廖廖数语，却对大安寺塔建造年份的认定至关重要，从中可以作出以下几个判断：（一）移建寺院的时间在宋大观三年，项目由时任知县徐秉哲主持；（二）造塔建寺为同一建设工程，也就是说大安寺塔是作为寺院的一个分项目，随寺院差不多同时建造的；（三）寺院坐落于绣湖的湖心岛柳洲，当年筑湖堤以通往来，遂为绣湖一景。

其次，从大安寺塔砖铭上仔细分辨，现塔筒内仍留有多处“庚寅岁建”的纪年铭砖，其中发现一处铭砖的色泽呈黛青色，与其他铭砖的青灰色有很明显的区别，并且其铭书为阴刻楷体，与其他铭砖的笔迹也有较大差异，疑为古塔建造时的纪年铭砖。倘若上述推测成立，大安寺塔建造年份应在移建寺院动工后的第二年，即大观四年(1110)。

第三，从古塔的形制看，大安寺塔具有显著的宋塔特征。大安寺塔为六面五级空筒结构砖木楼阁式塔，空筒结构是指整个塔用砖砌成厚厚的壁体，中心形成一个“空筒”，空筒处以木质楼板分出上下各层的塔室，登塔一般用木制楼梯。塔的整体造型是下大上小，底层层高最高，二层以上逐渐缩短，塔身有较显著收分，塔的重量主要由厚实的壁体来承受。因此，为了加强壁体的坚固度，特在一些薄弱的地方，诸如檐口、檐角、门窗洞口等部位，加一些过梁、角梁、木枋，这种做法在唐代以后仍很普遍，一直沿用至明清。空筒结构的塔在唐代最为兴盛，平面多为四方形，塔上开有门窗，雕有壁龛，壁龛和门窗都采用券顶形式，但唐代并未发展到四周带廊的塔，人只能在塔内向外观景，而且一般都采用厚壁、小门窗、不带外廊的做法，以增强塔体的整体稳固性。宋代是我国砖塔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六角形、八角形的砖塔逐渐普遍，增加了人们登临观览的视野。再是出现了砖木料结合的悬臂梁，塔身通过砖叠涩向外出挑构成塔的外廊，即平座，平座上缘一般设置栏杆，人可以走到塔身外缘观景，大安寺塔正是这种可以登临的带腰檐和平座栏杆的砖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四，从宋代寺院的基本布局分析，宋代寺院一般都建有佛塔，佛塔几乎是寺院建筑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建在寺内，也有的建于寺院外。塔作为供奉佛的灵塔，一开始就受到了百般重视，尤其是在南北朝以后，几乎成为佛教寺院必有的建筑之一。唐宋时期义乌佛寺十分兴盛，知县徐秉哲移寺于绣湖柳洲的初衷，已很难揣摩得透，我想其中或许有借寺院香火和佛的灵气，以增添绣湖景观的成分，那么在建佛刹的同时，借用社会资金，建造一座可登临览眺的塔，构成湖光塔影、烟寺晓钟景观，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本组文章由义乌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