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骆宾王

骆宾王（619一约687），字观光，唐朝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幼年即资质颖悟，聪慧过人。7岁时即景赋《咏鹅》诗，一时传遍乡闾，誉为神童。晚年参加徐敬业扬州起义，并写下了著名的《讨武氏檄文》。

骆宾王作为“初唐四杰”之一，对荡涤六朝文学颓波，革新初唐浮靡诗风，开辟有唐一代文学的繁荣局面作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来受到人们的赞誉。他一生著作颇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一个政治上很有抱负却长期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

江南神童 齐鲁才子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也就是唐代建国的第二年，在乌伤城北一个风景秀丽、环境幽雅、名叫骆家塘的小村庄里，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诞生来到人间。

骆姓是古乌伤的名门望族，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就出了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成为名盛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一直为史家所称道。此后骆族虽然簪缨不绝，代有才人，但到骆宾王出生之前，家族已经衰落。然而诗书传家、清节自守的家风却始终不变。

骆宾王的祖父，早年也曾担任过地方小吏，隋末为避兵乱，弃职回家闲居，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为人豁达大度，和地方上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宾王的父亲骆履元，就是在他的精心培育和言行熏陶下，成长为一个经纶满腹、志行超逸、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如今第三代的长孙降临人世，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更增添了一分喜气。祖、父两个忙不迭地翻检古籍，要为小儿取一个好的名字。

出于久乱求治的心切，加上望子成龙的渴望，父子两人经过一番推敲，最后根据《周易?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意思，给小儿取名宾王，字观光。用意是期望小生命长成后，能体察民情，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福黎民。??骆宾王长大以后，深谙祖、父命名的苦心，于是矢志不渝，始终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言行进止的座右铭，力图辅君佐国，干一番事业。然而世海泛浊，正道难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与不幸。又是罢官贬职，又是诬赃下狱，命运乖蹇，壮志难酬。最后遁迹荒野，客死他乡，连骸骨下落也不为人知。这样的结果怕是祖、父为他命名时所始料不及的。

唐朝建国以后，为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很快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种蒸蒸向上的社会气氛激励下，根据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和家族“簪缨传家”的传统，学业修成，等待传飞腾跃的骆履元，在家里待不住了。在父亲的指点下，他打点行装，离家出游，上京谋仕去了，把小宾王的教育和养抚留给自己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

为了使自己的期望成为现实，祖父对骆宾王的教育称得上是呕心沥血。还在宾王开始咿哑学语的时候，祖父就经常把孙子抱坐在膝上，教他朗读简易的诗文。大约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吧，一开始骆宾王对诗文吟读就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仿佛和它们有天合之缘。一首诗只消教几遍，他就能用吐字还不十分清晰的童音朗诵出来。抑扬顿挫，颇合规矩，而且经久不忘。这种天赋的资质与灵性，使祖父兴奋不已，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容。合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欢乐。

转眼间，骆宾王已经五六岁，他不仅已熟记不少诗文，而且在祖父的指导下，还能吟句作文。祖父经常向他讲述的历史掌故和人物故事，在他的脑子里积存起来，使他拥有了初步的文史知识。对儒家处世做人的道理，虽然还不能深切理会，但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应该说骆宾王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出色的，他心中的智慧之门，早早地被打开了。

骆宾王7岁那年的金秋时节，稻谷登场以后，祖父早年的一位远方朋友，专程来家探望。多年不见，老友相聚，彼此都很兴奋。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话旧。谈起别后的情景，祖父情不自禁地提到教孙读书的乐趣，还把骆宾王在读书习文方面出人意表的种种灵悟表现，如数家珍，?一道出。客人听着，捋髯而笑。心想老朋友大约爱孙心切，所以才讲出这样过分夸张的话来。待到酒席结束，祖父带着宾王陪客人外出漫步，领略稠山绣水的旖旎风光和农家幽静的田园景色。当他们走过村边的一口池塘时，看见一群白鹅正在塘中戏水。有的拍翅追逐，有的引颈高歌，白毛翻腾，清波荡漾，煞是好看。客人心里一动，就把小宾王拉到身边，指着塘中的景象，附耳对他说：“你能把白鹅游水的情景做成一首诗吗？”骆宾王听罢，向塘中凝视片刻，略一思索，就用清脆的童音大声念道：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短短18个字，把一群白鹅戏水的神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形象是那么生动，意境是那么清丽。“白毛”、“红掌”、“绿水”、“清波”，于用词准确，对仗工致之中，又流露出童稚的浪漫天真。客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把把骆宾王紧紧抱在怀里，用激动得有点颤抖的声音说：“你真是一位神童！”

这次轮到祖父在旁边捋须而笑了。

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具体情节是否如此，史无明载，这里只能按传说缀成。但这首诗，像春风一样，很快就广为流传，成为各地学童人人喜爱诵读咏唱的童谣。骆宾王从此也就得到“江南神童”的美誉。

随着岁月的流转，这首诗连同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不仅国内人人都在传唱，而且冲出国境，成为儿歌的经典和智慧的象征。永远放射着光芒。

骆宾王的父亲外出谋仕，经过几番拼搏，终于京试中式，被授予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消息传来，合族振奋。他在博昌任上忙完交接事务之后，就抽暇南下，返乡省亲祭祖。然后携妻、儿北上，同居任所。

骆宾王离开义乌的时候，年龄大约在10岁上下。虽然他在家乡已经享有神童的美誉，但从祖父那里接受的仅仅是启蒙教育。父亲认为要想学有所成，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教育。一方面他亲自督导，让宾王继续承接家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把宾王送进博昌县学馆，接受齐鲁学风的熏陶。

博昌县唐初属河南道青州，是春秋时齐国的地方。东临渤海湾，南面和原齐国的都城临淄相近。当年齐国曾经在临淄的稷门附近广建学宫，招揽天下文士，待以上宾之礼，让他们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孟子等著名学者76人，先后来到这里，形成有名的“稷下之学”，成为各种学派荟萃的学术中心。这种学术的繁荣局面，持续了一百三四十年，对后代的哲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博昌隔一个淄州，就是兖州，是儒家学派的发祥地，孔孟的故乡，就在这个地区。当年孔子在这里设馆授徒，弟子三千，学显一时。他的思想经孟子等人一再弘扬，终于形成正宗的儒家学派。所以在历史上，齐鲁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中心。

虽然骆宾王在博昌上学的时候，离孔孟在世的时代和“稷下之学”昌盛时期已经很远，但这种学术传统在当地得到某种程度的继承和发扬是肯定的。骆宾王在这样的环境里刻苦学习，处处得到快速的进步。日后他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曾有这样的描述：

宾王淹中故俗，体朴厚之弘规；稷下遗?，陶礼义之余化。颇游简素，少阅缣缃。每蟋蟀凄吟，映素雪于书帐；莎鸡振羽，截碧蒲于翰池。（《上兖州刺史启》）

“淹中”，是春秋时鲁国的地名，在曲阜。“稷下”即上面提到的“稷下学宫”。“淹中故俗”、“稷下遗贮”，是说自己是齐鲁的遗民。长期受到这里淳厚道德的教育，接受礼义的熏化，他潜心书简，刻苦攻读，终于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下面一段话则具体记载了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情况：

然而少奉过庭之训，长昧克己之方。弋志书林，咀风骚于七略；耘情艺圃，偃图籍于九流。洒惠渥于羊陂，屡泛文通之麦；峻曲岸于莺谷，时遗公叔之冠。虽不能纵逸韵于霜皋，唳野致九天之响；而颇亦蓄余芬于露薄，全尊有十步之芳。（《上兖州崔长史启》）

“过庭之训”、“克己之方”，都是借《论语》中的故事，意思是说接受父亲的训导，克制自己的言行。“七略”、“九流”，是指广泛的学习内容。包括儒家的经典、诸子的学说、名家的诗赋，乃至兵书、术数、方技，以及三教九流的学问，他都潜心钻研，一丝不苟。其刻苦专心的程度，达到“文通泛麦”、“公叔遗冠”的地步。据《后汉书?逸民传》记载：高凤，字文通，南阳叶县人。早年读书非常用功，有一次，妻子下田于活，院子里晒着麦子，叫文通看鸡。过了一会．天突然下起暴雨，文通手拿竹竿，口中朗读经书，连麦子被水冲走也不觉得。妻子从田里赶回，责问他，这才醒悟过来。这种潜心学习的结果，高文通最终成为一代名儒。“公叔遗冠”的故事，见于《后汉书?朱晖传》：朱晖的孙子朱穆，字公叔，读书非常专心。有时思考问题，连自己的帽子被风吹落，飘人沟中也不觉得。父亲说他是书呆子，但他读书益发用功，最后成为知名人物。骆宾王在这段话中，说明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之下，他在博昌读书期间，所学内容之广泛，学习态度之专心。

除了在县学馆学习之外，父亲还让骆宾王结交齐鲁一带的名士，使他在广泛的交游切磋中，提高和深化自己的学识。在后来写的《与博昌父老书》中，骆宾王曾有“张学士溘从朝露，辟闾公倏掩夜台”的话。这“张学士”和“辟闾公”，就是当年骆宾王与之交游的良师益友。若干年以后，骆宾王再回博昌，则两人已双双去世。所以他“感今怀古，不觉涕之无从也”。

总之，通过在博昌的多年苦读，骆宾王已经从一个江南神童，成长为一名齐鲁才子。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赋诗作文，得到当地学人的交口称赞。他在齐鲁大地的才子林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校校者。美国人斯蒂芬?欧文，在他所著的《初唐诗》一书中，评价骆宾王时写道：“骆宾王是一位饱学的诗人，在这方面他超出了韩愈之前的任何诗人。”足见他学问的精博。这种学问的获得，除了天赋的资质，自然要归功于他早年刻苦认真的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骆宾于学业蒸蒸日上，心怀凌云之志，打算通过试场拼搏，以实行“利用宾于王”的理想的时候，父亲突然病死任上。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对骆宾工来说，无异于猛雷轰顶，使他于悲伤之中，又惊愕得不知所措。因为这时他年仅十七八岁，还缺乏处世经验和应变能力。幸好骆履元为官清正，做人刚直，很受当地父老乡绅的拥戴。加上和附近州县官佐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大家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孤儿寡母料理丧事。按照丧制，骆宾王停学守孝。待到三年服满，家计已十分艰难。其时兖州瑕丘县的韦明府（唐时称县令为明府），是骆履元生前挚友。为了周济骆宾王一家数口的生活，就把他们母子接到瑕居居住。一边资助日常的生活费用，一边帮助骆宾王做好上京赴考的一切准备。

当时上京考试，必须经地方举送。举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学馆”选送，称为“生徒”；二是由州、县考送，称作“乡贡”。骆宾王父殁守孝，已经离开博昌学馆，现在又移居瑕居，所以只能以“乡贡”的资格入京考试。当时“乡贡”的名额，规定很严，一个州只有二三名。幸亏骆宾王在齐鲁已颇有名望，加上父亲一些朋友的关照，他在州、县竞选中顺利地过了关。于是怀着鹏飞龙腾的渴望，他辞别母亲，奔赴长安。满望春闹一搏，扬名大下，然后济世用时，建立功业。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发展，命运之神给予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波折。从此他一直在一条坎坷不平，而且又是荆棘丛生的人生小路上艰难奔波，直到生命的尽头！

仕途艰难 隐居兖州

骆宾王入京应试，是在22岁那年的秋天。

唐代科举场中，很早就有请托、通关节、私荐或场外议定等流弊。考生们为求中第，考试前多方奔走，竭力钻营，千方百计争取权要的吹嘘、引荐。有的人还把自己得意的诗文，献给有名望的权贵显宦、学者名流，求得他们的赏识赞誉，以扩大影响，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有些考生还直接把自己写的诗文送给主考官员，以期先声夺人，给主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在正式考试之前的场外竞争，活动是很激烈的。骆宾王自恃学识精博，加上出身低下，大约不愿，或者也无门路从事这种院外的竞争。在自传体长诗《畴昔篇》的开头，谈到这次进京考试的情事，他曾有这样的描述：

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

既托寰中赏，方承膝下欢。

遨游灞陵曲，风月洛城端。

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早年崇拜的是英雄侠义之士，轻视的是官场得意的权贵显要。但正当自己“承欢膝下”的时候，由于客观环境的驱使，却匆匆上京求取功名。于是就利用考试前后的余暇，尽情地游览京城的胜迹，领略洛阳的风月。明知处境艰难，也决不追逐权门，乞求赏赐。这说明当年的骆宾王，年轻气盛，恃才傲物。既然看不起权贵，当然也就不愿向当道干谒、行卷。人家忙忙碌碌进行院外活动，他却悠闲自得地饱览京、洛名胜。他总以为考试凭实力，自己经纶满腹，何愁试场不中，雁塔留名，自然是唾手可得。

然而考试的结果，竟是名落孙山！

这一下骆宾王才慌了手脚，他的情绪从浪漫主义的高空一下子跌落到悲苦穷愁的低谷。他第一次体味到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个人的前程、家庭生活的改善、父辈师长的热情期待，都随着这次考试的失败而变成了泡影。下一步怎么办？丢开试场失意的羞耻不说，一家人日后的生活又该怎么过？总不能长年寄人篱下，依靠别人的救济过活？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忖，骆宾王决定南下义乌，向故乡的亲友诉情求助。虽然他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但亲人的浓浓情意始终暖在心头。他知道故乡的亲友一定会热情地接待他这个落难归去的游子。

在南下的路上，骆宾王写下《途中有怀》一诗，以抒发他此时的心清：

?然怀楚奏，怅矣背泰关。

涸鳞惊煦辙，坠羽怯虚弯。

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

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

他把自己比作无水之鱼、伤弓之鸟，比作游秦不果、狼狈回家的苏秦。反映了他心境的落寞、孤凄，处境的穷愁、潦倒。但他对这次考试的结果并不服气，“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不是我没有深厚的学问，经世的才能，而是“时俗”们不识货，不看重我的才华！郁勃不平之气，流溢字里行间。

时间已是秋天，落木萧萧，四野显示出一派萧瑟的景象。船儿在江中缓慢地前进，骆宾王的心境也像秋景一样凄凉。他成天闷闷不乐地独坐船头，心里品尝着各种愁苦的滋味。终于，小船进入义乌境内，故乡的景物向他迎面扑来，仿佛欢迎他这位远道归来的游子 他的心境立刻开朗起来，于是赋《望乡夕泛》诗一首，抒发了当时忧喜交加的心情：

归怀剩不安，促榜犯风澜。

落宿含楼近，浮月带江寒。

喜逐行前至，忧从望里宽。

今夜南枝鹊，应无绕树难！

时间是晚上，天际的星月照着故乡的江面，显得十分清丽。急促的船桨拍打着阵阵波浪，我这个漂流在外的游子终于投入故乡的怀抱。于是紧锁的愁眉展开了，脸上绽露出长久不见的笑容。“今夜南枝鹊，应无绕树难！”我这只南飞的乌鹊，今天夜里再没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苦恼了。见到故乡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故乡的亲人热情地接待骆宾王，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使骆宾王真切地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但这时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正在远方翘首等待，他不能在家乡多作逗留，必须尽快地回到母亲身边，以免她长期倚闾而望。

骆宾王赶回瑕丘，已近年关，虽然谋仕无成，一家人难免有几许失望，但合家团聚，共度春节，多少也增添了几丝欢乐气氛。这次长安之行，给骆宾王的最大收获，是使他懂得了世情的冷暖和现实的严酷。他开始成熟起来，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潜心书海，闭门苦读。为迎接第二次的搏斗作充分准备。

几年以后，骆宾王终于在长安出仕了。

这次谋仕的经过及其担任的职务不清楚，在《畴昔篇》中他详细记录了这段仕宦生涯，从描写的景况来看，生活颇有气派，大约是担任豪府的幕僚之类。但过了几年，却遭人排挤，罢去官职，原因当然和他的品性有关。他处世行事，刚正不阿，崇义节，轻权诈，对官场中相互追逐、拍马逢迎的风气，很看不惯。加上才高学显，跌宕不羁，所以容易得罪权要，又容易招惹群小的嫉恨。最后罢官去职，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情理中事。

遭到这场意外的打击，骆宾王的心里感到很痛苦。“当时门客今何在，畴昔交朋已疏索。莫教憔悴损容仪，会得高秋云雾廓。”（《畴昔篇》）门客不见，朋友疏离，自己容颜憔悴，只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云雾”廓清。看来诬陷者为了编织罪名，使骆宾王蒙受了很大的冤情。幸好有人出来帮忙，让他不久就离开长安，到河南豫州，担任道王李元庆府中的幕僚。

李元庆是唐高祖李渊的第16个儿子，唐太宗的异母弟，封道王，当时出任豫州刺史。他爱才好士，性格豪爽豁达，对骆宾王的文章诗赋，甚为欣赏。所以对骆宾王也就另眼相看，分外器重。在京城经受蒙冤打击的痛苦之后，骆宾王总算在道王府中过了一段舒心爽意的日子。

唐制规定，在亲王府中谋事的官佐，任职时间不能太长。生怕时间久了，彼此情谊深厚，滋生事端，所以一般不超过四年。李元庆既然赞赏骆宾王的文才器识，想为他任满妥善安置。所以在他任职三年之后，特地下了一道手渝，要他“自叙所能”。目的是希望骆宾王自陈器识才情，作为提拔举荐的依据。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进身自谋的极好机会，只要好好陈述一番，说不定会给自己的前途开辟出一片阳光灿烂的新天地。

然而骆宾王却不领这个情，他在回复李元庆的《自叙状》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才能的高下，品格的优劣，应该由主政者秉公考核，不能听本人自我吹嘘。如果仅凭某某人虚夸的陈述，就相信他真的“身负管、乐之资，志怀周、召之业”，而委以重任，其结果不仅扰乱了治国的大计，而且也该犯高士的情节。于是他郑重申明，不愿自炫其能，“斯不奉令”。骆宾王这样做，固然表现了他刚直的品格，值得称道。但也有违李元庆的初衷，既然你自己不愿意领情，此后李元庆也就不再过问，只是让他留在府中继续件职。一直到第六个年头．拘于成规，不能再留，才让骆宾王离开王府。

在官场混迹近十年，虽然一度得到李元庆的赏识，但所见所闻，特别是亲身经历的罢官屈辱，使骆宾于深切感受到宦海的混浊。像自己这样直来直往，没有一套投机钻营的本领，要想长时间在其中邀游，迟早会遭到随风恶浪的袭击。轻则溺水，重则丧生。与其将来被恶浪淹没，不如早点跳出宦海，找个风浪不易波及的地方，一家人过几天宁静的生活。于是他不再谋仕，重又回到第二故乡兖州，学当年的祖父过起耕读自娱的闲居生活来。

一方面，十年任职，经济11多少有。缺积蓄。另一方面，出仕之前，在父执的撮合下，大约成婚于充州，所以生活上也可得到妻子家族的照应。因而兖州闲居的初期，骆宾王生活过得舒心惬意。他经常和一批志趣相投的诗朋酒友，一道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由于他的文名显赫，一些地方官佐、士绅乡贤，也都慕名和他相交，向他求文乞墨。林泉邀游，诗酒啸聚，使骆宾王“颇得闲居之趣”，真正感受到挣脱官场繁文缛节的羁绊，回到大自然怀抱的舒坦。五律《冬日宴》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

二三物外友，一百杖头钱。

赏洽袁公地，情披乐今天。

促膝鸾觞满，当炉兽炭然。

何须攀桂树，逢此自留连！

约了二三个超脱世俗的朋友，身边带了一点酒钱，和当年南朝的袁粲、晋朝的乐广一样．不拘形迹，尽情游赏。大家开怀畅饮，促膝谈心，这样的生活的确让人流连忘返。那末又何必去攀桂附骥，应举求仕，受官场繁文缛节的束缚，为宦途的种种秽行而怄气呢？这说明诗人确实为自己眼下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了。

在这种环境和情绪的激发下，骆宾王的创作热情十分旺盛。他的浪漫气质和超逸才情，在山水和清酒的烘托下，演化成为一篇篇诗文，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财富，一直流传到今天。在兖州闲居的漫长岁月，成为骆宾王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光阴茬再，岁月流逝，骆宾王回到兖州，转眼已过去了七八个年头。一批悠游山水、诗歌酬唱的朋友，有的出山求仕，有的晋官升职，也有的改任他乡，纷纷离开齐鲁。只有他独守蓬庐，心境也一天天落寞起来。特别是过了几年闲适的生活之后，大约是积蓄耗尽，经济上一天比一天拮据起来。《秋日送别》诗描述的就是这时的处境和心绪：

寂寥心事晚，摇落岁时秋。

共此伤年发，相看惜去留。

当歌应破涕，哀命返穷愁。

别后能相忆，东陵有故候！

拿这首诗和《冬日宴》比较，可以看出骆宾王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那种闲适的情趣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寂寞与悲凉。年事渐高，头上增加了不少白发。在一个西风吹落叶的深秋时节，又一个朋友离他而去了。此情此景，怎能叫他不伤心落泪？特别是“哀命返穷愁”一句，说明他的处境已经穷愁潦倒，但他仍旧苦苦坚持着。“东陵故侯”，指召平，本秦时东陵侯，秦亡后沦为平民，家贫无以自给，靠种瓜谋生。骆宾王以“东陵侯”自居，说明他到这时仍未萌生再度出仕的念头。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他种了几亩地，想借此维持生活。但读书人以农为生，谈何容易？最后终于到教“糟糠不赡，审算无资”的地步，连粗菜淡饭也吃不上了。特别是母亲年岁已大，经常卧病，自己身体也不好，确实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为了一家能够生活下去，经过再三思虑，骆宾王终于改变初衷，再度谋仕。于是他写信给司列太常伯兼右相的刘祥道等朝廷大员，诉困陈情，企求引荐。鉴于他在文坛的声誉，大约引起当道的重视，荐举他入朝对策。这年骆宾王已经49岁，他满头白发，重上长安，开始了又一轮多灾多难的仕途生涯。

再度遭谴 从军边塞

骆宾王风尘仆仆地来到阔别十七八年的长安，虽然风物依旧，但人事已非。他无暇寻觅旧日的游踪，就匆匆参加对策考试。老天不负苦心人，他这次终于中式录用，被授予奉礼郎的职务。任务是朝廷举行朝会、祭祖典礼时负责君臣版位的安排和各种祭器的摆设，以及仪式开始时做做赞导和主持鼓吹。级别为从九品上，在唐代官制九品三十阶中，属二十九阶，品秩是极其低下的。让一员赫赫有名的文坛宿将，去担任这样一个无聊的职务，的确是大材小用。好在这时的骆宾王，经过十年仕途浮沉，特别齐鲁闲居后期的潦倒穷愁之后，思想已经平实多了。虽然担任这样一个官职，内心不免耿耿，但想到一家人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思想上也就坦然了。公余之暇，和诗友们切磋诗艺，议论文章，有时也应邀捉笔作序。和一批文人学士往来，品秩的高低似乎并不重要，诗情重于礼数，骆宾王并没有多少被轻落的感觉。

大约是诗文界有地位的朋友推荐，骆宾王在担任奉礼郎后不久，又兼任东台详正学士。后者是一个学术机构的职务，地位自然比奉礼郎高，只有在文史界有很高地位的人才能担任。这说明骆宾王虽然长期生活在齐鲁，但他在学界的声誉，已随着他创作的大量诗文的传播，日显一日，连京城长安也已享有盛名了。

骆宾王在诗文中，经常提到自己命运不好，在《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中，他借李广自喻，说“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在《浮查》和《畴昔篇》等诗中，也都抒发了类似的感慨。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哀叹，是因为自己一生中碰到的尽是不顺心的事。怀才不遇，沉沦下僚，还不时遭到排挤打击，少有舒心的日子。其实这并不是命运好坏的问题。才高名显，但不愿与世俗合流，总要按自己的秉性正道直行，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肯改弦易辙，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他这次年近半百，再度跻身长安，从内心来说，很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愿再惹麻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按他的意愿发展，就在他对策入选的第三年，也就是兼任东台详正学土两年之后，他再一次被罢去官职。

这次骆宾王不敢再走隐居的道路，因为他深深懂得那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必须另找一份工作，不是留恋官场，而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但一个罢官免职的人，要想在长安继续留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当骆宾王走投无路的时候，西北边境传来消息：这年四月，吐蕃大举入侵，占领了西域一带的大片领土。朝廷派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率兵进讨。其时骆宾王已经52岁，边疆军事的失利，激发起他爱国的热情。于是他写了一首诗给掌管用人大权的吏部侍郎裴行俭，要求从军自效。裴行俭是非常器重骆宾王学识的朝廷要员之一，大约很快就得到同意。于是骆宾王从军入伍，于七月初离开长安，开始了穷沙极漠的军旅生涯。

吐着民族聚居在今西藏、青海一带，但这次入侵却在现在的新疆地区。薛仁贵为了快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去新疆，协助当地守军收复失地。薛仁贵则亲率五万大军，从现在的兰州、西宁一线，直接攻入青海湖一带。原意是乘吐蕃内部空虚，切入腹地，进攻它的大本营。这一线取得胜利，则西北之危，不攻自解。薛仁贵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东征高丽，北定天山，所向披靡，威震天下。但这次他率孤军深入，副将郭待封违令不予接应，结果全军覆没。薛仁贵只得议和而归，削职为民。

骆宾王随另一支部队去西域，当他们还走在出塞的路上，薛仁贵主力己在青海失败。当他们到达新疆，朝廷和吐蕃已经议和。失地不能收复，整个前线笼罩着失败的阴影。骆宾王这次毅然投笔从戎，虽说是由于罢官免职所致，但他内心深处，却激荡着爱国的热情。出塞路上，他写下不少诗赋，情绪非常高昂。个人遭遇的悲凉，早已被为国赴难的激情所取代。在《从军行》中，他高喊“不求生入塞，誓当死报君！”大有投笔从戎去，马革裹尸还的气概。在《夕次蒲类津》一诗中，则称“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他鼓励大家要像卫青和班超那样，英勇杀敌，为国建功。不要和李陵一样，兰山一败，投降外族，空令国家蒙羞。爱国激情，英雄气概，溢于言表。

但当骆宾王到达天山脚下的安西都护府之后，在失败阴影的笼罩下，战士土气低落，将领因有志难伸，情绪也不高，在寒冷的荒漠之中，过着单调、艰辛的营伍生活。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剧烈战斗的刺激，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瀚海苍凉，骆宾王的心境也慢慢地冷落起来。在《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诗中，他凄然唱道：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花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

行军途中经过天山，看到天上的云团和山中的积雪，使他联想起官苑的绿叶和御沟两边的鲜花。在流沙绝塞中奔波，功业无成，容颜消瘦，行踪不定，归期未到。听着如泣如诉的声声胡笳，使他愁思万千，夜不能寐。这诗写于骆宾王到达边疆的第二年春天，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从军伊始的壮志豪情早已销尽，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悲凉了。

虽然立功边疆的理想没能实现，但军旅生活的亲身体验，使骆宾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天山积雪，交河绝塞，戈壁流沙，边庭落日，加上戌楼烽火，野气狼烟，拌和着作者浓浓的爱国情思和羁旅的感慨，凝铸成一首首情真意切的军旅诗歌，成为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声。骆宾王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诗歌，其意义较之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不知要远出多少倍！

公元672年，也就是骆宾王到达西域的第三年，西南边陲的姚州（今属云南）发生战乱。夏初，骆宾王随军入滇，参加平叛。这次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短短几天时间里，打了几次硬仗，唐军取得重大胜利，敌方的主要将领都被捕获。主帅向朝廷报功的文书由他起草，骆宾王情绪非常亢奋，文中对战斗过程的描绘，气势磅满，十分精采，读后令人心神为之激荡。战争结束，骆宾王作为文书的起草者随主将入京报捷，并和几年不见的老母、家人团聚。但停留时间不长，不久即奉使入蜀，在四川的军中服役。

骆宾王在蜀中担任的大约是军中的幕府书记之类，主要负责文字工作。职务清闲，名声又大，高级将领都愿和他交往，并不拿他当下属看待。蜀中山水，历来是文人骚客向往的地方。骆宾王得此良机，就尽情邀游各地的名胜古迹。峨眉山的秀丽风光、诸葛亮的八阵图址、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以及司马相如的琴台、卓文君的酒肆，他都?一亲临光顾。所见所感，融入诗歌，掀起了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潮。

在蜀中整整过了两年悠闲的生活，骆宾王军中任期届满。56岁那年的冬天，他回到长安，和家人团聚，总算结束了漂泊不定的从军生涯。

十年不调 诬赃下狱

骆宾王风尘仆仆回到长安，吏部按绩考核，量功补过，结果功过相当。也就是说以从军的功，补罢官的过，两者刚好相当。于是授予骆宾王一个武功县主簿的职务，品秩为正九品上。和十年前对策入选所授的奉礼郎，品位相同，仅增二阶。武功是镇县，在京郊，奉礼郎倒是宫中的职位。在重朝廷任职而轻州县干禄的社会风气下，一般人看来，骆宾王的身价反而下沉了。

十年宦海浮沉，特别是后面几年，在边塞荒漠中梗漂蓬转，历尽艰辛，倍尝风霜之苦，想不到最终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骆宾王自己虽说“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微官养母，心愿就足。但内心深处总不免涌上阵阵悲酸。在《畴昔篇》中，他感慨万千地写道：“十年不调为贫贱，百日屡迁随倚伏，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郡禄。”他十年不得升迁，但仍忍气干禄，原因是出于贫贱，是为了养活一家人，并不是自己贪恋官职。有的评论家看到骆宾王写的上面几句诗，不明就里，就说他为“求负郭田”而“干州群禄”，是一种庸俗势利的思想表现，这实在是冤枉了他。骆宾王不是势利人，也不贪禄要官。当年李元庆要他“自叙所能”，他不肯从命，最后回到兖州，准备终迹山林，就是证明。只是后来穷困潦倒，无法奉养垂暮之年的老母，才忍气吞声，再度求仕。此中苦况，只有骆宾王自己心中清楚。

官场失意，骆宾王就把志趣集中在诗歌创作上面。武功主簿任上，他的著名长诗《帝京篇》写成。一时朝野传诵，誉为绝唱，使骆宾王的文坛声誉达到高峰。这首诗以五言、七言错杂运用的句式，平仄韵相互转换的节奏，铺张排陈，构成了一种流走婉转的声调，形成了一股磅礴奔放的气势。全诗以大量篇幅着力渲染京城长安及王畿一带地形的险要，殿苑宫阙、楼阁通衡等建筑群落的雄伟壮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生活的奢侈豪华，秦楼楚馆、游乐宴饮的淫佚无度。然后笔锋一转，向上层统治者敲响警钟要他们不要在繁华的表象下忘乎所以。乐极生悲，泰尽否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不防患于未然，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分析堪称入木三分。诗的最后，由彼及己，作者痛快淋漓地发了一通怀才不遇的牢骚：

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zhan）回。汲黯薪愈积，孙弘?（ge）未开。谁识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诗中运用了一连串典故，借以喻己。慨叹自己才高八斗，但不为时用，碌碌一生，始终沉沦下僚，充分流露出郁积在心头的不平之气。

这首诗创作的动因，恐怕和吏部侍郎裴行检的索诗有关。骆宾王出任武功主簿将近一年的时候，朝中循例选拔人才。裴行俭想为骆宾王提携，要他提供诗文，以作考核的依据。于是骆宾王就献上这首诗，上面提到的那通牢骚，自然也是发给裴行俭听的。裴看了骆宾王的诗，当然赞不绝口，于是大肆张扬，到处宣传。这首诗短时间就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除了诗歌本身的艺术魅力外，恐怕与裴行俭的极度赞赏也分不开。

裴行俭当然注意到骆宾王在诗中发的牢骚，内心也深表同情。碰巧这年（676）吐苦再度入侵，朝廷派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率兵进讨。裴行俭决定选聘骆宾王为军中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地位当然比一个县里的主簿要高。而且战事结束以后，裴行俭作为朝中典选大员，对自己军中的心腹要员还可继续提拔重用。这的确是一个仕途腾跃的好机会，但和上次对待李元庆的态度一样，这一次骆宾王也婉言谢绝，坚辞不就。他写了一封《上吏部裴侍郎书》给裴行俭，对裴的垂顾之恩表示感谢。接着说明母亲年老，长期卧病，需要他留在身边照顾，以尽人子之情。如果图个人的“荣宠”而“舍慈亲之色养”，让日薄西山的老母，倚闾而望。这种“背恩”的行动，是他所决不能为的。这封书信言辞恳切，感情诚挚，孝亲之义，剖析精辟，读之令人感动。有人说足以和李密的《陈情表》媲美，这话并不过分。

裴行俭因故没有出征，仍旧主持吏部工作，于是调任骆宾王为明堂县主簿。明堂是京县，主簿的品秩为从八品上，比武功主簿上升了二阶。这次职务的小小提升，主要得力于《帝京篇》创作的成功和裴行俭的赏识提携。

骆宾王调任明堂主簿，是58岁那年的夏天。年底，母亲病故，骆宾王离职在长安东郊青门外、?水滨结庐守孝。61岁那年的春天，服丧期满，补授长安主簿，品秩有所提升。过了几个月，不知是不是命运的戏弄，他突然被提拔担任侍御史。侍御史隶属于御史台，职务是“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是朝廷的监察官。品秩为从六品下，是骆宾王一生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职务。宾王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正是这种耿直的品性，在官场上一直受到别人嫉忌与排挤。几度里官，始终不被重用，根子就在这里。平素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而今却要代表朝廷去“纠举百僚”，岂不成了人家刀俎上的鱼肉，能不遭人宰割？

果然，上任还不到半年时间，他这个负责纠举百官的侍御史，反过来被人纠举，锒挡入狱，成了一名阶下囚！

骆宾王入狱的罪名是“坐赃”，也就是说有人告发他在长安主簿任上有贪污行为，于是就把他抓了起来。实际情况是母亲死后，没了后顾之忧。如今朝廷授给他这样一个官职，他就放开手脚，秉公执法，恪尽职守，想在有生之年，为朝廷干一番事业。谁知这一来，很快就得罪了权要。加上武则天控掌朝柄，采取的种种措施，他看不惯的地方，也敢于直言进谏，这就更加招致当权者的嫉恨。既然你老爱揭发别人贪赃枉法，那也就还你一个贪赃的罪名，让你去尝尝铁窗的风味！

骆宾王入狱后，同行给他的惩罚丝毫不手软。《畴昔篇》在描述这段情事时写到，人们捏造罪名，对他严刑拷打，强迫他承认。他如同邹衍、李斯一样，含冤受屈，有理难伸。骆宾王终于因为自己的“秉性难移”，再一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而且和前两次的罢官革职比起来，情况要严重得多。

使骆宾王感到最痛心的，还不是肉体上受到的折磨，而是人格被侮辱。他幼承家教，把刚直自恃、清白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之所以在宦途中一再遭到波折，就是因为坚持这种清节，不肯放弃做人的原则，与世俗合污。母亲在世的时候，为求得一家的平安，免得老母为他整天提心吊胆，他在最后阶段的处世行事中，表现得较为克制。母亲病殁后，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也就“故态复萌”。朝中的有识之士．把骆宾王举荐到侍御史的位置上，当然也是看中他清直自守、嫉恶如仇的特点，希望他在“宦海清污”中充分发挥作用。骆宾王自小就怀理国安邦之志，只是长期沉沦下僚，壮志难酬。如今有了这样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他当然尽力奋进，为国效力。然而他对世事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只要正道直行，就能冲开一切关阻，所向披靡。但当他驾着“清污船”，刚刚下水，就被一个浊浪掀翻。他自己反成了污物，被“清”进了“垃圾舱”。“清”者变“浊”，“浊”者成“清”；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罗织成罪，有口难辩。内心的愤慨和痛苦，可以想见。

在严刑逼供时，既无公理可言，而了解他的人也慑于诬陷者的淫威，又无人敢挺身而出，为他伸冤。但骆宾王是诗人，他可以用诗歌来为自己洗刷，并抒发自己的郁勃之情，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在人狱不久，他就写了一首《狱中书情通简知己》的诗，设法带给一批要好的朋友。诗中先说明自己担任侍御史后招祸入狱的经过。然后描述了狱吏凶狠，施刑残酷，使他蒙冤受屈、无法申辩的情况。最后大声疾呼：“有气还冲斗，无时会凿坏。莫言韩长孺，长作不然灰！”意思是说自己将一如既往，坚持清节，决不向恶势力低头。虽然现在身陷囹圄，形同死灰，但死灰也能复燃，显示了坚贞不屈的意志。

春去秋来，骆宾王絷狱已近一年，但冤情始终得不到昭雪。他一个人蹲在凄凉阴暗的监狱里，听窗外老槐树上蝉儿在秋风的侵袭下发出声声哀鸣。虽人蝉异类，但相同的际遇，却使他产生某种感应。于是写下了著名的五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整首诗托物寄兴，借蝉自喻，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使长期郁积在心头的忧愤再一次喷发出来。蝉儿居高饮洁，品性高雅，但却受到秋风秋露无情地摧残、使它欲飞不得，欲响无声。自己一生高洁，耿介自许，但无端受辱，絷身囹圄，长达一年之久。物我相融，同声相应，使得这首诗的感情分外真挚，寄意十分深刻。“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扯心裂肺的呼喊，喷射出骆宾王的一腔愤怒，读后令人心神为之震撼。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运用同一创作手法，托物寄兴、借物明志的名作还有一篇《萤火赋》。在秋风落叶、四运将衰的季节，诗人累身牢狱，面对漫漫长夜，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于是起身独坐，见窗外萤光点点，在黑沉沉的夜空中不断闪烁。此情此景，不禁触发他的感慨。萤火虫彻夜忙个不停，在无边的黑暗中发光自明，虽然点点微光不能把整个昏暗的大地照亮，但这种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是多么可贵啊！于是他借物自励，先对萤火虫的品质作了一番热情赞颂。然后笔锋一转，由彼及己，表明自己不屈的心志：“彼?（xuan）飞之弱质，尚娇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踬，独宛颈以触笼？……倘余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燃！”小小萤火虫，尚能“娇翼而凌空”，自己作为堂堂大丈夫，为什么总是“宛颈以触笼”？于是愤然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定要叫“寒灰重燃”。

骆宾王入狱以后，悲愤之余，一再表示要使自己这堆“死灰重燃”。但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凭借个人的实力，要实现“死灰复燃”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出狱后不久就走上扬州起兵的道路，力图打破权力的框框，重整朝廷秩序，大概就是受这种思想的驱使。

永隆元年（680）八月，也就是骆宾王入狱将近二年的时候，高宗皇帝立英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此前有些同情骆宾王的官员曾分头为他申辩，要求平反。在《在狱咏蝉》诗序中，作者有“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的话，说明确有人为他呼喊平反。但正如他担心的那样“怯危机之未安”，诬陷者不肯轻易罢手，平反的动议没有结果。现在皇帝大赦天下，像骆宾王这种“赃犯”，自然在赦免之列。但掌权者并没有赦他的罪责，让他复官，而是贬放到离京城很远的边县临海，去当一个小小的县丞。上次从军边塞，也有戴罪立功的意思；这次贬职临海自然也是降级处分。骆宾王的一生，坎坷多灾，命运实在太凄凉了。

朝中派人来监狱宣布大赦的决定，骆宾王才知道自己可以出狱了。但他并没有感恩戴德，脑子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屈服，也不准备和朝廷合作。《畴昔篇》在获知自己遇赦的消息后，他愤笔写道：

涸鳞去辙还游海，幽禽释网便翔空。

舜泽尧曦方有极，谗言巧佞愧无穷。

谁能局迹依三辅，会就商山访四翁！

我这条行将枯死的小鱼，终于离开了车辙，可以回到大海上去邀游了。我这只撞入网罗的小鸟，现在脱离羁缚，可以凌空翱翔了。皇帝大赦之类的恩泽次数是有限的，奸佞的谗陷却可以无穷无尽。我不愿再羁留长安，再受他们的摆布，我要像商山四皓一样遁迹山林，避开污泥浊水，过自己长期追求的理想生活。

到此，骆宾王对官场的混浊腐败已经看透，他不想再同流合污。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和商山四皓一样，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但是，还没让他“会就商山访四翁”，一场突如其来，然而又是波澜壮阔的政治风暴，再一次把他卷了进去，而且很快就把他吞没了。除了他在风浪中的表现，招来阵阵喝彩之外，作为人的个体，从此销声匿迹。世人再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也没有人再听到他那充满怨愤的吟唱。

扬州起事 兵败逃亡

骆宾王出狱以后，朝廷没有立即安排他的工作，他只有在家赋闲，等待处置。一直到冬天仍未有动静，他在孤寂不安中度过春节。春天，总算让他以随员的身分出差燕齐。想到此行可以路过博昌，拜扫父墓，吊唁亡友，寻觅旧游踪迹，心境也就开朗起来。在河北易州的易水河畔，诗人在送别一位朋友时，写下《于易水送人》诗一首：

此地别燕丹，壮发上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站在易水之滨，看到滔滔的江水，想起当年燕太子丹在这里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皇时，荆轲临行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景，场面是何等悲壮。而今，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只有奔流不绝的江水，仍使人感到寒气逼人！骆宾王利用易水送人的机会，借古喻今，抒发内心的感慨，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最终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这首诗流露出来的郁勃之气正是前兆。

骆宾王到了博昌，旧地重游，物是人非，使他感慨万千。县城早已迁往新址，当年的旧城，眼前一片衰败。他先祭扫了父亲的坟墓，然后寻访旧时的游踪。结果“张学士溘从朝露，辟闾公倏掩夜台。故吏门人，多游蒿里；耆年宿德，但见松丘。”他想拜见的师长、学友，故吏门人，以及当年的乡贤闻达大都已经去世。自己长期生活的学馆，也是“荒径三秋，蔓草滋于旧馆”，一派荒凉。特别是父亲的一茔孤冢，在凄风苦雨中长年经受吹打浇淋。茕茕孤魂，漂泊他乡，始终不能返回故里。作为孝子，骆宾王内心的疚痛，无法名状。

骆宾王于四月底返回长安，即接到贬任临海丞的任命。于是匆匆打点行装，于五月初携家眷扶母棺南下。虽然是戴罪出京，但长安城内的文人学士、故友知交，还是纷纷前来为这位文坛领袖送行。人们把酒举杯，握手言别，离情依依，别意浓浓。场面的壮观，使骆宾王深受感动。作为长期在仕途碌碌奔走的小官吏，骆宾王遭受的始终是排挤打击和无尽的痛苦。但作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文坛巨星，他却时时处处受到人们的热爱与崇敬。才高位下，名显身微，崇高与低贱，伟大与渺小，在骆宾王身上总是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在世俗混浊、人情冷落的同时，骆宾王也得到真情的抚慰。他在险风恶浪的袭击下，仍能放声歌唱，傲然屹立，坚贞不渝，除了秉性使然，也是因为得到这种精神的支持。

故乡亲友听到骆宾王诬赃下狱的消息，大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现在听说他已离京南下，任职临海，于是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派人携带故乡父老的问候信北上迎接。骆宾王见信后深受感动，于是写了一封《与亲情书》，着来人返回，向亲友报告平安。信中提到自己长年在外奔波，历经凶险，没有机会和亲人聚面。而今奉命赴临海上任，得以返回故里，和大家共叙亲情。不想亲人竟远道送信，询问平安，“虽未叙言，暂如披面”。说自己一切均好，祝大家暑期康泰。话虽不多，感情却十分浓烈。

七月初，骆宾王回到故乡，亲友乡贤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家乡的亲人并没有因为他在外的遭遇而冷待他，相反却因自己的故乡有骆宾王这样的文坛巨学而欢欣鼓舞。使这位少小离家、老大归来的远地游子，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纯情抚慰之中。于是又写下了《再与亲情书》一封，抒发自己的感慨。内云：

某初至乡闾，言寻旧友，耆年者化为异物，少壮者成为老翁。山川不改旧时，止垄多为陈迹。感今怀古，抚存悼亡，不觉涕之无从也。询问子侄，彼亦凋零，永言伤情，增以悲恸。

骆宾王回到故乡，在深感亲情温暖的同时，又不免产生了物是人非的悲哀。亲友中年长的都已“化为异物”，长眠地下。少年朋友，如今也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问起自己的子侄，也已“凋零”。此情此景，使他伤情悲恸，不禁老泪纵横。接着他又提到下一步的打算：

取此月二十日，栖桐成礼，事过之后，始可得行。祗叙尚赊，仰挚何极，各愿珍勖，远无所诠。

他选定七月二十日，为母亲举行葬礼。丧事结束以后，就去临海赴任。上次出差燕齐，他是以戴罪之身，以随员的身份同行。博昌扫墓，只能匆匆停留，不可能携回父骨与母亲合葬故乡，致使父亲“松?千秋，有切维桑之里”。但骆宾王向父亲祝告，待他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一定重上博昌，移灵枢南归。但事态的发展，使他的这宗心愿始终没能实现。作为恪守孝亲之道的骆宾王，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七月二十日那天，骆姓合族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乡绅贤达都来为骆宾王的母亲送葬。这位贤淑聪慧、深明大义、然而又伴随骆宾王愁苦一生的老母亲，栖桐之仪却举办得甚为隆重。这于她也算是得到一丝最后的安慰了。

大约八月中旬，骆宾王来到临海。这里傍山依水，一条大江婉蜒流过城外，山明水秀，风景十分优美。它虽是台州州治所在地，属大县。但因地处东南边隅，远离中原，当时交通不甚方便，轩冕冠盖少有经过。倒是一批文人学土、高僧隐逸，被这美丽的山水形胜所吸引，经常远道来这一带探幽猎胜，有的甚至结庐长居。现在诗名赫赫的骆宾王谪贬到这里，浙东文士自然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慕名前来求见，或邀游山水，或饮酒联诗，或切磋诗艺，或乞求文墨。州县的官佐，似乎也没把他当“案犯”看待，大都以和他结交为荣。骆宾王为人，自来跌宕不羁，官场的几度挫折，并没使他的本性改变。相反，内心的郁勃已使他视宦职为草芥。大县的县丞为从八品下阶，职位比侍御史低多了，它是县令的副手，办理县令交办的事务。曾经沧海的骆宾王，对官场的繁文缛节已经毫无兴致，对名分的高下自然更不在意。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对一般事务的处置了如指掌，县令交办，瞬息可成，而且秉公处置，决不苟且。如果别人不让染指，他也求之不得，自有山水可寄兴，何必扰扰多烦忧！但临海县令似乎和骆宾王相处得还不错，许多事情都请他出面处理。所以他在临海任上还是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得到百姓的拥戴，视为贤官。

骆宾王的原意，是离开长安以后，即追随商山四皓的足迹，遁隐山林。但到临海以后，秀丽的山水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加上天高皇帝远，朝廷似乎也对他失去监控。在长安，他的文名早列“四杰”之冠，现在来到浙东，地方士绅，更以他的名字为光荣。日常生活中他没再受多少窝囊气，心精较为舒坦，因而也就没有立时弃官他去，而是把临海视作“世外桃源”，隐居其中。《旧唐书?骆宾王传》，根据他出狱前后在诗文中流露的思想，加上几年以后他参加扬州起兵的事实，就断定他到临海后“快快不得志，弃官而去”。此后几乎所有记载骆宾王生平的文字，都依循此说，其实是一大错误。骆宾王文集中，现存有在临海写的诗数首，其中之一为《久客临海有怀》。这“久客”两字，就说明他在临海的时间不短。诗云：

天涯非日观，地岜望星楼。

练光摇乱马，剑气上连牛。

草湿姑苏夕，叶下洞庭秋。

欲知凄断意，江上步安流。

作者在临海江边漫步，脑子里翻腾的是对国事的忧伤，并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将会降临。其时唐高宗李治已经病重，皇后武则天独掌朝柄，大下愤怨。骆宾王虽然遁迹边城，纵情山水，但思想却时刻关注着朝廷的风云变幻。以“利用宾于王”为已任的骆宾王，也和当年的商山四皓一样，秀丽的山水并没有把他的忧国之情化解。在国难深重的时候，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又准备行动了。

公元683年腊月，高宗驾崩。第二年一月遗诏皇太子李显即位，号为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但武则天是一个权欲极旺、野心很大的人。高宗在世的时候，利用其性格的懦弱和身体多病，经过一系列阴险残酷的斗争，她早已把朝柄攫夺在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而今要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依循惯例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太后，这是武则天所决不甘心的。于是李显即位还不到三个月，就借故把他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另立小儿子李旦为皇帝，号为睿宗。“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资治通鉴?唐纪》）通过这次母子间的宫廷政变，武则天又把政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防止天下反对，她一方面大肆诛杀李唐宗室和元老勋臣，另一方面重用武氏宗族和自己的心腹。同时大开告密之风，凡是她不合意的人，只需以“谋反”罪着人密告，立即予以诛杀。一时间，每天都有朝廷大员遭受诛戮的消息。弄得李唐宗室，无不人人自危，天下惶惶，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

公元684年春节过后不久，骆宾王在临海任上因事进京。到了长安之后，当时任左骁卫大将军的程务挺，着人和骆宾王联系，要举荐他在朝中任职。程务挺因这次皇帝废立时，拥兵上殿，帮助武则天夺权，所以眼下地位颇显。他和骆宾王原来就有交情，所以才有这种打算。但骆宾王在京期间，正好亲眼目睹了武则天废帝夺权，大开杀戒，武氏势力四处横行无忌的种种恶行。骆宾王恪守儒家的清规，对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当然视为叛逆，决不会与她同流。何况几年前自己清白遭诬，受尽磨难，主使的正是这股恶势力。所以他写了一封《与程将军书》声称自己才能低下，不能治国安邦。而且言行不端，容易招祸，万一惹出事来，岂不连累荐举者、书的最后，骆宾王充满感情地写道：

所恨禁门清切，造别无缘；官守牵缠，程期有限。某尚期辞满，优泛孤舟；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之事，劳生无晷刻之欢。嗟乎！流水不穷，浮云自远；沾襟此别，把袂何时？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贵贱之礼，幸勿为过，谨不多言。

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骆宾王此时尚在临海任上。他要等“辞满”之后，再泛孤舟，浮云野鹤，任其漂荡。他对世事的感慨，和与程务挺道别的深情，实际上也是对程的一种隐晦的示戒。可惜程处在权力的峰圈内，一时当然不会有所感悟。不久程就被武则天所疑，诛杀京市，身首异处。就这点而言，骆宾王对形势的认识，比程务挺要深透得多。

骆宾王带着满腔的国事忧伤和在京中所见所闻滋生的郁勃之气，离京南下。但没有再回临海，而是在扬州停留，和徐敬业等人聚合密商，准备武装讨伐，推翻武则天。

徐敬业是唐代开国元勋英国公徐世?的长孙。徐世?因开国功勋，赐姓李，并避李世民讳，所以称李?。李?因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最后投了赞成票，使武则天得以进居中宫．所以有生之年，一直得到武后的恩遇。徐敬业勇武过人，在这点上颇有乃祖之风。但在武、李的斗争中，他作为少壮派的代表，坚决站在李唐宗室的一边。现在看到武则天的种种举措，大有废唐自立的野心，他心里自然积愤难平。武氏势力为了铲除异己，除了大开杀戒之外，对一批离心分子则采取清洗的方法，或贬官，或下狱，目的是巩固权力，替改唐为周作准备。徐敬业原为四川眉州刺史，拥有兵权，现贬为柳州司马。其余一大批被贬的官员，如敬业的弟弟原周至令徐敬献，原门下省给事中唐子奇、东宫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御史魏思温等都纷纷来到扬州，和徐敬业会合在一起。

骆宾王与徐敬业的关系，大约始于在蜀中逗留时。彼此性气相投，所以徐敬业准备起兵，就密召骆宾王参与。宾王来到扬州时，上述要员均已到达。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番密商，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确定以“匡复唐室，拥戴庐陵王反正”为政治纲领。

（二）占领扬州城，作为起事的根据地。

（三）成立领导机构，负责行动指挥。具体分工为：徐敬业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统帅全局；唐子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李宗臣为左司马，薛仲璋为右司马；骆宾王为艺文今；魏思温为军师。

（四）由骆宾王起草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待义旗一举，立即传布天下，争取朝野的支持。

准备工作就绪，徐敬业等人用计迅速占领了扬州城。并把骆宾王写的讨武檄文传布各个州县，宣布武装起义，号召天下勤工。这篇檄文义正词严，气势磅礴，有如长虹凌空，迅雷震宇。它倾注了骆宾王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思想感情，显示了他超人的文学才华，深深地扣动读者的心弦。天下反武志士，莫不闻檄扼腕，人们奔走相告，闻风而动，“旬日间得胜兵十万”。

檄文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历数武则天的种种劣迹秽行，揭橥（zhu）起兵讨伐的理由。文章层层递进，剥去武则天“母后”的画皮，还其妒妇的原形。说她出身微贱，生活淫乱，秉性凶残，野心勃勃。具有蛇蝎心肠、豺狼本性；亲近奸佞，残害忠良；杀皇后，灭亲族。真正是神人共愤，天地难容。政治上大权独揽，废中宗，立睿宗；用诸武，擅朝政；企图改李唐政权为武氏天下。于是大声疾呼：如果再没有像霍光、刘璋那样的英雄义士拍案而起，力挽狂澜，大唐就将祚衰运终了。这样淋漓尽致的揭露，义正词严的呼喊，在“众心愤惋”的情况下，人们的激愤情绪自然更为沸腾了。

檄文的第二部分，阐明起兵讨武的目的和决心，渲染起义部队的实力与声威。文章用第一人称，声明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在国难面前义无反顾，顺应天下人心，高举讨贼的旗帜。同时以极度夸张的语言，着力渲染起义部队的军容、实力、士气、声威。“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极具鼓动性。

檄文的最后部分，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天下志士仁人，共同勤王。“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短短12个字，把宗室元老和具有正统思想臣民的心弦都振奋起来。而“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壮语豪言，使人倍增胜利的信心。

在这篇檄文的激励和鼓舞下，人们纷纷奔向扬州，加入武装讨伐的行列。各地反武势力，也都伺机而动。扬州起兵的最初形势是很好的，不仅很快集结军队10多万人，而且楚州率先响应，兵不血刃就拥有扬、楚两州之地。不久又攻下了润州，连朝廷内部也产生动摇。宰相裴炎，就要求武则天退出政治舞台，还政于皇帝。在朝野震撼，形势对起义军很有利的情况下，徐敬业没有利用这一形势，争取主动。以致失去机遇，在武则天重兵的夹击下，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当徐敬业迅速占领扬、楚、润三州后，没有立即挥师西进，汇合沿途反武势力，直逼京洛。而是想先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经营中原。这就给武则天以充足的时间消灭朝中的反对派，巩固中央政权。各地的反武势力，见徐敬业按兵东南，也就不敢贸然而动，影响力量的迅速壮大。所以当武则天派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率30万大军前来镇压，不久又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率兵夹击。徐敬业就处在前后被困．无法伸展的劣势。虽然还坚持了一阵，也取得过几次胜利，但最终因为孤军奋战，得不到外来支援而彻底溃败。

起兵初期，看到群情激昂的大好形势，骆宾王对战事的胜利充满信心。五绝《在军登城楼》诗中，充分流露了这种感情：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在骆宾王看来，起兵勤王是顺应民心，为天下所拥戴。因而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京城民众箪食壶浆、载歌载舞迎接起义军的情景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但是形势的发展和骆宾王的想象完全相反。两军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以后，十一月中旬，李孝逸和徐敬业的主力部队在临淮下阿一带隔溪对峙，准备决战。天突然刮起西北风，李孝逸乘风纵火，风助火势，浓烟烈焰直扑徐敬业军队。疲惫不堪的起义军无力反击，结果全军溃败，被杀7000余级。

徐敬业等将领见大势已去，乘船出海，计划逃往高丽。船到海陵（今江苏泰州）境内，遇大风，所以就停靠在蒜山边上避风。这时部将王那相叛变，斩徐敬业等共25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至此彻底失败，前后历时仅三个月。

兵败后骆宾王的下落，传说纷坛，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被杀。《旧唐书·骆宾王传》，《资治通鉴》卷二O三，都持此说。

（二）逃亡。郄（qiè）云卿《骆宾王文集序》，《新唐书·骆宾王传》，都说兵败逃亡。

（三）投水而死。张鷟（zhuó）《朝野金载》卷一，说“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

《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所载，源于唐实录。王那相带着25颗人头向武则天投降，鉴于骆宾王是这次兵变的要犯，又是讨武檄文的起草者，是朝野最注目的人物。所以即使没有被杀，王那相为了邀功，自然也会谎称在传首之列。另外朝廷就算知道骆宾王逃亡，为消除政治影响．也会制造舆论，说骆宾王已被杀。所以第一种说法，其实并不一定可信。

郄云卿是武则天死后，受朝廷委派，搜集骆宾王诗文，并结集作序的人。生活年代与骆宾王同时而稍后，他在搜集骆宾王诗文的过程中，走访了众多与骆有关系的人。他称骆宾王“兵败逃亡”，似必有据。至于《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也是和骆宾王同时代而稍后的人。他称骆宾王兵败“投江水而死”，其实恰恰可以作为兵败逃亡的佐证。王那相率众哗变，一时船上大乱，骆宾王乘机跳水。有人亲眼目睹，消息传出，张鷟就说投水而死。事实上跳水的结果未必是死，时间是晚上，船又紧靠山边，只要稍懂水性，自然就能逃脱。所以骆宾王兵败逃亡的说法，是可信的。

关于逃亡以后的下落，又衍生出几种不同的说法。清代乡贤陈熙晋在为骆宾王文集作笺注时，断定《夕次旧吴》、《过古宋》、《咏怀》等诗，都是骆宾王在逃亡途次感怀而作。于是证明骆宾王逃亡时曾到过吴、楚、宋等地。但细察诗意，这几首诗应该是骆宾王起兵之前，路过这些地方时，怀古伤今，触景生情，借历史的陈迹和客观的景物，抒发对国事的忧伤和身世的感慨而已。说是逃亡后所作，并无事实依据。何况骆宾王作为这次起兵的“逆魁”，在讨武檄文中，又把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兵败后在一片清洗、追捕、株连、杀戮声中，即使留在人世，惶惶然逃遁隐匿尚恐不及，哪里还会招摇过市，处处留诗以招祸？所以流亡吴楚说，仅为臆测而已。

流传最广的是灵隐为僧说，事出唐人孟索的《本事诗》。说扬州兵败若干年后，诗人宋之问贬职江南，夜游灵隐寺。但见月光如水，四周一片寂寥。因作诗云：“鹰岭郁岹峣（tiáo yáo，高远的样子），龙宫锁寂寥。”反复吟诵，但后联就是续不上来。这时室内有一老和尚，在禅床打坐，见宋之问行吟甚苦，因代续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宋之问一听大喜，于是把全诗缀成。反复吟思，觉得和尚所赠联实为全诗警策。次日一早，宋之问再去拜访，则老和尚已不见踪影。询问寺僧，原来续诗者竟是大名鼎鼎的骆宾王！这个传说为后人广泛采纳，晁公武的《郡斋读书记》、尤袤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都持此论。胡应麟、吴之器、陈熙晋等人，为骆宾王作传时，也引用了这则故事。但细察详情，并无实据。宋之问和骆宾王是诗友，骆宾王文集中今收赠宋之问诗三首，诗中称宋之问为“故人”，可见私人关系非同一般。而今异地重逢，岂有晤面不识之理。且宋之问贬职江南，已是武则天去世以后的事。其时朝廷正在为骆宾王恢复名誉，如果他还在人世，肯定成为天下轰动的新闻。即使骆宾王为避尘世的烦嚣，不愿显身现形，但宋之问声张出去，定然会被众多文史家笔录，但并未见这种情况。所以灵隐为僧的传说，仅是人们怀念骆宾王而编织出来的一段文坛佳话，并非实情。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骆宾王跳水逃生之后，就隐姓埋名，在吴中一带逃亡。其时骆宾王年事已高，在经历这样一场巨大的动乱之后，无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沉重的打击和损伤。他满怀胜利的期待并热情为之呐喊的武装起义，如今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流血悲剧；和他一同举事的志士仁人，眼下都成了刀下之鬼。留下他孤身一人，遁迹荒野，在一片诛杀搜捕声中，过着惊魂不定的日子。俗话说“悲苦催人老”，大概遁匿几年之后，就带着一腔壮志未酬的遗恨离开了人世，终年约70岁。

道德文章 万古流芳

综观骆宾王的一生，其前进道路，有着两条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一位作家，他前进的道路较为顺畅。从七岁咏鹅，到齐鲁闲居写下的大量隐逸诗，再到从军路上写的边塞诗，回长安后创作的以《帝京篇》为代表的长篇歌行，一直到扬州起兵写下的《讨武氏檄文》。成就和声誉直线上升，一浪高似一浪。在唐初人才济济的文坛上，技压群芳，稳居盟主的地位，成为“初唐四杰”之一，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作为一个官吏，政治上却处处遭受挫折。先是求仕不果，继而罢官长安。在齐鲁过了十多年穷困生活之后，再度入朝，不久又被免职。接着从军边塞，羁留蜀中，待再回京师，做的仍是和十年前一样的九品小官。后来突然得以提升，成为御史台侍御史，但不到半年，就被诬下狱。最终愤而走向武装反抗，迅即又被狂飙所淹没，以致身死何处，都成了历史悬案。这条道路发展得很不顺利，不仅荆棘丛生，坎坷泥泞，而且四周潜伏着毒蛇猛兽，稍不留意，就有被吞噬的危险。

但这两条道路，又是粘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交错前进的。其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往往成反比形式表现出来。即政治上下沉的时候，文学上就呈上升态势。如早年宦途不遂，隐居齐鲁，就创作出大量描写闲情逸致、诗朋游冶为主题的隐逸诗，掀起了一生创作的第一个浪峰，博得了很高的声誉。第二次仕途波折，从军边塞，功业无成，心情寥落，但这期间写的军旅诗，情真意切，开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河。返回长安之后，政治上不被重用，十年不调，仍旧沉沦下僚，但却写出了《帝京篇》、《畴昔篇》等著名歌行，不仅名动京城，而且把这种艺术形式推向新的高峰。入狱以后，更以满腔悲愤，创作了《在狱咏蝉》、《萤火赋》等名篇．既为自己抒志辩诬，也为文坛增光添采。扬州兵起，他以垂暮之身，杖策而从。虽兵败后逃亡荒野，最后客死他乡，不为人知，但他写下的那篇《讨武氏檄文》，却众口传诵，万古流唱，与王勃的《股王阁序》一道，成为中国骈文史上的双壁。

这一沉一显的发展轨迹，表面上看来，好像相互背向，实际上却反映了骆宾王人品、文品和志行的高度统一。他以清正耿直之性气，怀经国安邦之抱负，力图政治上有所进取，但不为时用，并处处受到佞小的打击和排挤。有志难伸，于是郁积心头的不平之气，就通过诗文创作透发出来。郁积越深，喷发力越强，而喷发出来的又全是思想珠玑，自然为大众所喜爱。这就是每当骆宾王政治地位下沉，而文学声誉却愈显的原因。

但人们对骆宾王的评价，往往把两者割裂开来。在骆宾王生活的当时，主流社会中一些政治上和他对立的人，鉴于他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无法否定，就采取文才肯定、人品否定的办法予以诋毁。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称“初唐四杰”文才有余而器识不足，属“浮躁浅露”之辈。还说他们恃才傲物。“为文轻薄”，所以“鲜克令终”，没有好下场。《旧唐书·骆宾王传》的作者，也称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大力加以贬低。扬州兵起，一篇讨武檄文，引起朝野强烈关注，它的艺术感染力振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弦，自然博得满堂喝采声。但正统的史学家，仍称他“从逆”，为“贼党”。说他之所以“从逆”，是因为政治上“怏怏不得志”，屡遭罢官，坐赃下狱，因而铤而走险。骆宾王的文名，当时居“四杰”之冠，称“骆卢王杨”或“卢骆杨王四才子”。也是因为参加扬州起兵的原因，受政治因素的左右，最终成为“王杨卢骆”，殿居末座。总之，骆宾王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加上最后走上武装反抗武则天的道路，写下了那篇气贯长虹的讨武檄文，有生之年，一直受到多数人的赞颂。但主流派给他的评价，却是文学上肯定，政治上否定，褒贬不一。

宋元以后，理学兴盛。武则天作为太宗的才人，居然做了高宗的皇后，而且使用各种手段，攫取权柄，最后终于改李唐为武周，自己做了皇帝。这种从“乱伦”而至“窃国篡位”的秽迹恶行，自然激起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的主流社会的愤慨。武则天成了罪恶的化身，受到人们的唾骂。鉴于骆宾王在讨武檄文中对她品性的深刻揭露，人们在贬武的同时，对骆宾王的品德竭力赞扬。他被看作忠臣义士的代表，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以致文学上的成就反而居于次位了。

清人陈熙晋，是研究骆宾王诗文的著名学者。他集多年的时间，对骆宾王文集加以整理，并以翔实的资料，详细笺注。所花工夫之深，为后人所匪及。即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在为他自己笺注的骆宾王文集作序时，开宗明义写道：

临海志士也，非文士也。杨用修有言，孔北海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与垂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掩立身之大闲，可惜也。

陈熙晋认为骆宾王是一个“志士”而非“文士”。将其列为文坛四杰，是用“文章之末技”，掩盖“立身之大闲”，是十分错误的。可见在陈熙晋的心目中，骆宾王的政治地位，不知要高出文学成就多少倍。这种观点，在明、清时期的骆宾王评价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看重骆宾王的文才，也为他的诗文成就而喝彩，但他们更推崇的是骆宾王的气节，是他参加扬州起兵的义举。特别是讨武檄文，更是赞颂备至，褒赏有加。甚至认为“唐之中兴，兴于一檄可也”，把中宗复位，李唐中兴，功劳都记在这篇檄文账上。这时的骆宾王，简直成了人们政治上崇拜的偶像。

明朝兰溪人胡应麟，是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他在高度评价骆宾王诗歌成就的同时，对骆宾王的人品更是推崇备至。他不仅为骆宾王写了热情洋溢的《补〈唐书〉骆侍御传》，而且两次上书州、郡督学，建议将骆宾王的塑像迎入州、郡的乡贤祠奉祀。他对唐宋以来，人们对骆宾王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非常不满。在《补〈唐书〉骆侍御传》中，他称骆宾王“大节高风，瑰材卓行，词华冠代，学业超群。……伟哉器量无双，讵曰文章寡二！”虽然也把骆宾王的人品、文品结合起来评价，但在其心目中，作为“忠臣义士”的骆宾五的人品，仍然占据头筹。

明末颇有文名的义乌知县熊人霖，亲自主持为骆宾王重修枫塘古墓。在其撰写的《骆临海墓碑记》中，对骆宾王的人品、气节大加推崇。认为他在扬州的义举，可与历史上博浪椎击秦始皇的张良、左袒入北军诛杀诸吕的周勃相提并论。他还为骆宾王建了一座“唐杰流风坊”，并赋诗其上曰：

武功高去天三尺，骆子才登第一峰。

革檄能扶唐社稷，祠君可但作诗宗！

乡贡进士、兵科给事中吴之器，也为新墓修成题诗一首云：

飒飒松风吹墓门，遗忠堪为表乾坤。

百年论托千秋定，六尺孤从一檄存。

幸有青山理烈士，更怜白屋认仍孙。

鲁连逝后先生往，东海何人解报恩！

这类颂扬骆宾王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最后连晚明的统治集团也卷了进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后，福王朱由散在南京即位。在政权发发可危的情势下，想借骆宾王匡扶唐室的忠义志节，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于是在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东阳人张国维的表荐下，封骆宾王为“文忠公”，并亲赐象赞一道。张国维本人，则为骆宾王写了《唐文忠公碑文》，以及律诗二首，楹联两副。碑文对骆宾王的扬州檄文大加褒扬，认为中宗复辟之功皆由檄出。同时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撰史时对骆宾王没有秉公立论，大为不满。他写的《谒骆文忠公祠诗》二首，其中之一云：

文雄四千辟初唐，忠岂工杨敢颉顽！

笔凛董狐六尺固，椎惊博浪五龙骧。

擒华有用今同仰，表洁无人昔自伤。

此日九泉如可作，定知传檄尽秋霜！

君臣一唱一和，为骆宾王歌功颂德。不管他们的政治动机如何，但的确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对骆宾王的推崇程度。

但明、清两代颂扬骆宾王的真正高潮，却是在传说南通发现骆宾王墓以后。

据明人朱国桢撰的《涌幢小品》记载：明正德九年（1514），南通城东的黄泥口，有个姓曹的农民在挖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同埋的墓碑上刻有“骆宾王之墓”几个字。曹某把泥土堵住墓穴，只是把墓碑带回家中。后来想想又怕惹麻烦，就把墓碑破碎，丢回原处。当这则消息真正传开的时候，已是明朝末年。有个名叫邵干的南通人，写了一组《骆宾王遗墓诗》，诗前的序中，记录了黄泥口骆墓发现的经过。然后寄往各地，广泛征求和者。诗云：

        浙江潮远隔秋烟，吊古伤今事悄然。

        灵隐篇终人不见，谁知抔土落崇川！（其一）

        传闻七岁便能诗，一檄贤于十万师。

        难道失人非相国，转成知己是娥眉？（其二）

        待入天台上石桥，无如霞起赤城遥。

        月中桂子香还在，魂断黄泥未可招！（其三）

        家开汲郡有奇书，今睹衣冠俨若初。

        赖有郄卿文集出，断云野鹤想村墟。（其四）

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甚平平，但一经寄出，却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全国各地步邵干原韵奉和者络绎不绝，仅《骆临海集笺注》附录现收录的就有44人，计197首，可见盛况空前。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牵动了整个社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骆宾王的钦敬，以及对他命运的同情和关注。

此后，人们纷纷涌向南通，在传说发现骆宾王墓的地方，拜谒凭吊，赋诗寄怀。不久，墓址被水淹没，人们只能望洋兴叹。到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人刘名芳，利用冬天水涸的时机，着人在下面翻挖寻找。结果发现几处“枯骨查牙”，就把它作为骆宾王的骸骨，浩浩荡荡地迎至狼山东南麓，和随文天祥抗元殉职的金将军葬在一起，取其“忠臣义士同处一堂”之意。迁葬典礼办得很隆重，地方官佐也纷纷参与。但坟墓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多半也只是一座纪念冢而已。

一直到本世纪初，骆宾王的形象始终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成年人通过《古文观止》，朗读他的讨武檄文，浩然的正气加上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这篇文章成了人们爱不释手的精神食品，往往达到熟记能背的程度。而他7岁写的《咏鹅》诗，又以奇特的儿歌特点，紧紧地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小读者，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骆宾王一生中开头与结束时写的两篇诗文，是他思想、才华的高度凝结，也是他高大形象的象征，使得他始终拥有众多的崇拜者。

解放以后，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有人为了肯定武则天的政绩，作为其对立面的骆宾王，一度受到贬低。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形象才又闪发出灿烂的光辉。如今他的《咏鹅》诗编入小学生读本，得到亿万儿童的朗声高唱。文集一再整理出版，研究他的论文、著作，每年都达几十篇（部）。作为一位著名的诗文大家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骆宾王重又成为万千人关注的对象。

作为骆宾王的故乡，65万义乌人深以自己的土地上曾经养育出骆宾王这样的杰出人物而自豪。他们不仅为骆宾王修复了枫塘古墓，而且还在他的出生地骆家塘建设了一座骆宾王纪念公园。国内外知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以骆宾王的名字命名，称宾王市场，还有宾王路、宾王大桥等等。人们怀念他，纪念他，目的是弘扬他的高风亮节，学习他的道德文章。他的形象作为义乌人文荟萃的象征，将永远给后人以精神的滋养，促进长久的文明建设。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作为一代诗宗，他以强烈的责任感为“初唐四杰”正名。斥责那些讥笑“四杰”为文轻薄的人，说你们自己身名俱灭的时候，“四杰”的诗文仍像不废的江河，万古长流。其实，这首诗也可用来作为骆宾五个人形象的评价。在骆宾王的生前身后，也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讥哂低毁他，但他的道德文章、志节高风，有如滔滔江河，永远奔流，万古不衰。

经过1300多年历史风雨的洗刷，骆宾王的形象益发光彩夺目了。

主要参考资料：

《骆临海集笺注》，(清)陈熙晋笺注

《旧唐书》，(后晋)刘呴等撰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

《通鉴纪事本末》，(宋)袁枢撰

《涌幢小品》，(明)朱国桢撰

(作者简介) 骆祥发，男，浙江义乌人。1935年生，196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为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中文系教授，兼任浙江省社联副主席、浙江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被授予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主要著作有：《骆宾王评传》（与人合作）、《骆宾王诗评注》、《初唐四杰研究》和回忆录《碌碌人生旅》等。

（张金龙  编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