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泽芳（棉作学家）

冯泽芳（1899-1959），字馥堂，赤岸人。1913年进金华省立七中就读。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农科，1921年毕业后在东南大学任教。1930年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棉花遗传育种，获农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棉区划分和棉工业布局研究的专家之一。学术界上认为棉区的划分是其最大的贡献。

冯泽芳（1899~1959），字馥堂，浙江义乌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土）。毕生致力于棉花科研、技术推广、农业教育，是我国著名的棉花科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划分中国棉区，倡导推广斯字棉、德字棉，鉴定与发展离核木棉，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的成就，是他那个年代中国农学发展进步的标志和缩影。

刻苦求学 奋发成才

1899年2月20日，冯泽芳出生在浙江义乌赤岸村（现赤岸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排行老四。泽，是家谱中规定的辈份用字；芳和馥，是父母期盼他给家庭堂上带来书卷芳香之气。

冯泽芳从小就聪明颖悟，3岁时，赤岸街上店铺的名字，都能读得出来。爷爷看他资质聪颖，又勤奋好学，于是决心供他读书。距赤岸20里路的朱店村，有一名气较大的私塾。先生朱德恒，是清末举人，曾官至陕西御史。冯泽芳师从朱德恒，熟读《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等书。他一直对朱德恒先生非常崇敬。1906年，在距赤岸4里路的乔亭村办起了端木学堂。父亲把他转到这所学堂读书，他开始接触新思想，学习新知识。

1913年，冯泽芳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市一中）。从金华到赤岸，路90里。由于家穷，冯泽芳来去都是步行。每次回家，都要从家里带干菜去学校，以节省伙食费。冯泽芳酷爱读书，春节时，他到姐姐家拜年，多半是在家里津津有味地看书，不去外面看花灯看戏，他说灯不如书好看。同班的四名义乌籍同学中，冯泽芳年纪最幼，成绩最好。

1916年12月，冯泽芳中学毕业。因家里经济困难，不能供他继续升学，回到义乌，在绣湖边上的私立调南小学任教。他教算术、理科和英文，历时一年半。

1918年冬，得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杭州招生，其农业专修科不收学费和膳费，这对贫穷人家子弟很有吸引力。他和同学周拾禄（1897~1979，义乌周墟村人，著名水稻专家）两人准备报考，于是结伴同行。时值隆冬，出发那天下着雪，他两人顶风冒雪，从义乌步行到杭州，结果双双被录取。两人同窗数载，友谊深厚，立志同心协力为解决贫苦农民吃饭和穿衣问题而奋斗。周拾禄年长，专攻水稻科学；冯泽芳年幼，则专攻棉花科学。最终，他们两人都出色地实践了这个誓言。

在读农业专科的三年内，冯泽芳既博学理论，又注重实践。三年内，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农业的文章六篇和译文一篇，在农学生涯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21年毕业时，适逢学校升格并改名为东南大学。按学校条例规定，原专科学生，在继续补读满学分以后，可获本科毕业文凭。冯泽芳因经济拮据，只好一边工作，一边补读学分。在半工半读过程中，他先后做过东南大学助教、江苏省立第三农校和第一农校教员。四年时间里，他又发表论文七篇，译文一篇，还编著了一本中专教材《中等棉作学》（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二篇论文，水平尤高。一篇是《中棉之形态及其分类》，这是历时两年多，观察了112种中棉列成的完整的中棉分类系统表。此文发表后，国内外学者才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了中棉究竟有多少种性状和类型，由此奠定了中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另一篇是《中棉之孟德尔性初次报告》，这是在孟德尔定律发表后，首次应用于中棉研究。冯泽芳研究了中棉11个性状的遗传行为，经过1923~1925年连续三年种植试验的结果，其中10个性状的显隐性比接近3：1，与孟德尔定律一致，也与外国学者作的美洲棉性状遗传结果一致。此文是中国亚洲棉遗传研究的先导。一个还未毕业的大学生，敢于尝试研究这等尖端课题，且一鸣惊人，其胆识与才智，令人惊叹。冯泽芳之所以要编写《中等棉作学》教材，是由于在江苏农校当教员时，对于大学和中专的棉作学教材，内容多是外国的资料和数据，而联系中国实际的内容大少，于是动手编写反映中国实际的教科书，以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925年6月，经过四年努力，冯泽芳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农艺系。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同学们互助下，冯泽芳在获取知识、运用和创造知识方面得到了基本的训练，奠定了一生的基础。在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农科主任邹秉文教授和棉作学教授孙玉书、王善?等人；在同学中，有周拾禄、金善宝（小麦专家）、胡竟良（棉花专家）等农业界俊彦。

1926年春，冯泽芳经人介绍，与义乌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教员孟成玉结婚。他们的结合，基本上是旧式的媒妁之言，但也有一些新式成份。冯泽芳不全信媒人的介绍，亲自到女家去相亲，结果双方均感满意。冯泽芳的父亲旧思想根深蒂固。孟成玉因从小自由惯了，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规则。于是，离开义乌赤岸，跟冯泽芳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1926年，在距南京不远的小县城??安徽当涂，孟成玉谋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年底，第一农校终因经费无着而停办，冯泽芳失业，在当涂小学住了半年。1927年，冯泽芳经孙玉书教授推荐，到江苏省立通州（现南通）棉作试验场任整理员，后升任场长。这时期内，他发表了《中棉纯系育种方法之研究》等两篇论文。

1930年秋，冯泽芳考取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生。赴美前，冯泽芳精心挑选了这些年来选育的种子和资料，带去美国，要利用先进的条件，作更深入的研究。当时的棉花育种工作，做成功的都是纯系育种和同种之杂交育种。为了拓宽育种途径，包括冯泽芳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多次进行过美洲棉与中国亚洲棉的杂交，由于这是种间杂交，很难成功。以亚洲棉为母本者，无一成功似美洲棉为母本者，得到过少量杂种，但其第一代均不育。学者们都不明白是何缘故。

在康乃尔大学的三年，他潜心研究，从不去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他常说，我这个留美学生，一不会跳舞，二不会唱歌，三不会打牌，四不会游泳，五不会开汽车，是个十足的土包子。他坚持理论创新必须有实验为证。寒冷的冬季，他继续在温室里栽培棉花。棉株开花吐絮，上面挂满了记载各项数据的纸片，引得各国学生常在窗外驻足观看，并戏称为“圣诞树”。他充分利用美国实验室的先进设备，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棉花细胞遗传密码的载体??染色体。功夫不负苦心人，1932年，他获得了硕士学位。1933年夏，他又因论文优异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颁发给优秀毕业生的金钥匙。他的博士论文《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之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研究》发表在权威的美国《植物学报》上，解开了当时学者都不知何故的中棉与美棉种间杂交很难成功以及杂交成的第一代皆不育之谜，为棉花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重视。以后的中外学者常引用该文献。

同年秋，冯泽芳学成归国。由邹秉文老师推荐，在南京就任棉业统制委员会技术专员。冯泽芳把孙中山先生的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视为座右铭，并把毕生献给了中国的棉花事业。

区域试验 国际领先

1934年，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中央棉产改进所，由孙玉书任所长，其得意门生冯泽芳任副所长兼植棉系主任，主管研究和推广。冯泽芳把科学技术带进棉花生产的田间地头，不到10年时间，使我国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棉作改良史上辉煌的一页。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棉花进口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我国棉花和纱布的进口，迫切需要适合机器纺织的本国产的高品质棉花。1932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之初，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洛夫（h．h．love，冯泽芳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来华任总技师，主持中国棉花的改良工作。当时种植的中棉，纤维粗且短，不适应机器纺织的要求。虽然从1910年以来，已经多次引进美国良种，尤其是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邀请美国棉花专家顾克（o．f．cook）来华指导棉种改良，帮助引进了美国最优质高产的爱字棉等八个良种。顾克在陕西棉区田间视察后，尤为推荐脱字棉。此后，脱字棉、爱字棉就在中国棉区流行开来。但十几年过来，效果仍不理想，这些美国名种，在中国土地上，产量远不及在它们的老家美国。这是因为中国棉区广大，各地气候、水质、土壤条件差异很大，什么地区种植什么品种最好，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1933年，洛夫征集了中棉、美棉品种共31个，在中国南北各棉区进行区域试验。次年，洛夫回国，改由棉改所副所长兼中央大学（由东南大学等校合并而成）农艺系教授冯泽芳主持这项工作。他到各省棉区?一调查研究以后，将试验方法加以改进，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10个产棉省，选择水、土、气候有代表性的地点，共18处，作为品种区域试验的基地。每年棉株生长季节和收花之后，他都要到这些试验点详细考察、记载、总结、指导。这项工作十分艰苦。30年代之中国农村，素称穷乡僻壤，交通极其不便，某些县城都不通汽车，更莫说乡下了。有一年，冯泽芳连过年都无法赶回家。有的地方治安不靖，生命都不敢说有保障。先于冯氏或与其同时留学归国的洋博士不算少，而愿意这样深入第一线者，却是凤毛麟角。一般人只是对他表示赞叹和敬仰而已。

经过四年的辛苦试验，得到令人欣喜的结果。他的论文《适于中国栽培之美洲棉新品种》、《再论斯字棉与德字棉》等，就是对全国广大棉花科学工作者集体参与的这项伟大工作的总结。在黄河流域棉区，美棉斯字棉4号，平均增产11－67％，品质也比脱字棉为优，是高产优质的最佳品种。然而它在美国老家却从未有过如此的高产，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黄河流域，竟创出这样令人惊奇的佳绩。在长江流域棉区，最优质高产的品种则是美棉德字棉531号，平均增产15％。而且，二者的纤维长，售价高，都会使棉农增加收益。

反之，美国最著名的良种、种植面积最广的爱字棉，在中国所有各棉区，表现都不理想。这充分说明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的重要性。在国内，各个主要农作物中，棉花率先实行了全国性的品种区域试验；这一课题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与苏联并列为最早实行国家级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的国家。

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的成功，斯字棉和德字棉二个新品种获得肯定，不但超过了以往所有良种的成绩，一旦推广之后，将使千万棉农和纱厂直接受益。而且使大家懂得了“棉区”这个概念和棉区划分之重要。某个良种，只在某个特定棉区才能优质高产，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对以后的品种试验和良种推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一度中断，直到1956年才恢复，仍由冯泽芳主持，当时他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教授。1956~1957年的试验结果，又肯定了徐州209号、彭泽4号等著名良种。这项工作至今已延续了60多年，并成为国家评选良种的严密体制。

推广良种 造福棉农

筛选出了适宜不同棉区的各自良种以后，从1937年起，冯泽芳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的推广上。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最关键的阶段。然而这是一项面向农民的工作，那时的农民，量大、散漫，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对这项难度其大无比的工作，都望而却步。不少人认为冯氏是一向做试验研究的象牙塔中的人，是一个课堂上传授知识的教授，哪能领导推广工作。但他毫不动摇，以惊人的耐性和细心，用事实来说服农民。在一大批有志青年、各地棉产改进所和农业改进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斯字棉和德字棉的推广工作，获得巨大成功。以至当时上海各著名报纸的经济新闻版，天天都刊登斯字棉、德字棉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行情。

最成功的地区是陕西省，尤其是泾阳县。陕西省推广美棉历史甚久，1919年以后，盛行过美国专家顾克推荐的脱字棉，民间称呼为“小洋花”的，即是各种退化的美棉。冯泽芳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过去引进良种成效不显著的原因有二方面。一是未经品种区域试验，故未能知晓斯字棉4号在黄河流域质量好、产量奇高。另一方面，良种失败的原因在于管理不善。盖因棉花是易于杂交而退化的作物。一户农民的良种棉田，面积甚小，受到四周种植的不良品种杂交，而导致退化。有鉴于此，冯泽芳提出严格的棉种管理区制度。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呈请陕西省政府于1937年4月颁布了《陕西省棉种管理区暂行办法》。办法规定，管理区内棉田，一律只准种斯字棉4号，不准种任何其它品种。棉花种子一律统制输人与输出。这项工作1936年即开始着手，委派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棉花专家胡竞良，亲赴斯宇棉4号的原产地??密西西比州的斯东维尔种子公司，选购纯种，运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由昆虫专家吴福祯督率技术人员施行?种手续，以杀灭种子内的害虫。由于措施严密，所种的棉株未受棉铃象鼻虫之害。收获后，农户的轧花车也一律在管制之列，斯宇棉与其它棉分别轧花，违者严惩。全省设有42位督导员、推广员，严格监管和技术指导。实行结果，斯字棉生长茁壮，叶枝少而果枝多，自基至顶，结铃累累。农民亲眼看见此情此景，无不啧啧称羡，奔走相告。以陕西泾阳农场为例。几年的平均产量，比小洋花高出65％，比脱字棉高出36％（按通常作物改良成绩之标准，凡一新品种的产量，比旧品种高出15％，即为优良）。再加上棉花质优，售价高，收入增加极为明显。农民们争相种植，并愿意遵守统制管理。于是，“棉种管理区”迅速扩大。1936年起步时，斯字棉种植近5000亩，1937年为4万多亩。1940年达85万亩，棉农增收3400万元。而这年的推广费，仅得中央农业实验所拨款2万元，陕西省政府拨款2万元，共计4万元。即每元推广费使棉农增收850元之多，费用省、效益高，罕与伦比。

成绩最出色的是泾阳县。县长王开基热心棉业，亲自巡视棉田，切实执行棉种管理区办法，影响很大。全县棉田，清一色的斯字棉，整齐可爱，是全国唯一的棉花纯种普及县，故斯宇棉又有泾阳棉之称。在泾阳，棉农丰衣足食，盖新房的农户增多，子女上学数增多。与斯字棉统制管理以前相比，真可说有天壤之别。冯泽芳在其论文《陕西省斯字棉推广之经过》中，对此表达出由衷的高兴，特别予以表扬。冯泽芳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俞启读坐镇泾阳，一丝不苟地工作，堪称第一功臣。只可惜，面积还是大小，在全国更只是一个小小局部。

斯字棉推广工作之顺利而迅速，不仅为民国以来棉业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我国农作物改良史上亦前所未有。其成功之秘诀，堪为以后棉作改良推广之借鉴。

良种棉花纤维长，可以纺出高支纱。纱厂由于有了优良的原料，生产发展，利润增加，纱厂老板也深受泽惠，渐渐愿意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持棉种改良与推广工作。

到1941年，斯字棉在陕西关中和豫西一带达到100多万亩。德字棉在陕南和四川达到70多万亩。支援了抗日战争，也为解放初期华北发展棉花生产打下了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介书生，做出这样的成绩，其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可想而知。

1936年9月，冯泽芳来到云南考察。他惊喜万分地发现，在开远县等地零散生长着的称为木棉的“小树”，竟是全国都没有的、可纺成50支纱的优质长绒棉。于是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对木棉进行了研究。

冯泽芳发现，“木棉”一词，在云南用得极为混淆。一些不同的植物，竟然都叫做木棉。于是，他从植物分类学上予以鉴定和澄清。有一种在西南滇、黔、粤、桂、川等省的炎热地区都生长的、高达十几米之乔木，春末未发叶之前，先开红花，极为鲜艳，果实大如拳头。其果实内绽出之絮，韧度太低，不能纺成纱，只能用作枕垫之填充物。它与普通的棉，不是同属。故不能再沿称为木棉，应正名为攀枝花。

另一种与棉同属，故应仍称木棉，不必更改。这木棉又因形态之不同而分为二型。冯泽芳根据它们棉核的性状，将其分别命名为联核木棉与离核木棉。联核木棉在中国种植历史已经很久，它产量低，在经济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可作为庭院观赏之用。

离核木棉在中国栽种的时间则很短，在开远、蒙自等10个县，据种植的主人称，没有超过20年的。最早的是1919年傅毓南任开远县实业局长时所栽，现共40余株。他采种的一株木棉，可惜已被砍掉，无从再查考。其他种植者所采的种子，大都从开远传过来。故离核木棉在云南种植的历史，仍为待解开之谜。

离核木棉为多年生之灌木，高约4米，与埃及棉同种，性状相似，又都是纤维长达28－36毫米的长绒棉。由此，冯泽芳倾向于它是埃及棉迁入云南后，因气候暖热而变为多年生所致。云南的冬季，气候也很暖和，在他省为一年生的棉花，拿到云南，越冬不死，均可变为多年生。例如，开远棉作试验场场长杨宜申于1924年所栽的中棉和美棉，到1936年还活着，且依然开花结果。

冯泽芳认为，在云南，离核木棉极具开发推广价值。理由有三：

第一，可以高产，离核木棉每年开花吐絮两次，这在增加产量上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考察所得数据，全年两季收花合计，折算成亩产子棉，最高者达236斤，故推广木棉，丰收之可能性甚大。

第二，云南的特点是山多田少，草棉（云南对一年生棉之称呼）需种在田里，种时需水灌溉，这就要与水稻、甘蔗争地、争水，难以推广。然而，木棉则可种于山坡、墓隙、田边、屋角及一切荒地，而云南荒地到处可见。从雨季开始后下种，不与水稻、甘蔗争地争水。故离核木棉实为云南增加棉产之救星。如云南试验成功，那末气候、地理情况相似之黔西南、粤、桂大部分地区均可望种植。这些地区合起来，将组成我国西南长绒棉区。

第三，我国近20年棉花改良之结果，从10支纱到42支纱的原料，均可由国内自给。惟50支以上细纱之原料，仍需仰赖埃及棉进口，成本昂贵。但种植埃及棉，需要炎热而干旱二个条件。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已多次试种，均不能结果吐絮。离核木棉的纤维长度超过中棉和美棉，它可纺出50支以上高档细纱。中国还没有这么高品质的棉花，需求极其迫切。但由于该棉花纤维太长，弹棉花时，纤维缠绕在弓弦上，无法弹开。故除少量用作油灯的灯芯之外，别无利用之途。离核木棉就这样被埋没了，实在可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主要棉区大部分沦陷，原棉缺乏，尤缺优质长绒棉。在云南生长的离核木棉，正是宝中之宝。

同年，中央棉产改进所撤销，并人中央农业实验所，冯泽芳任中农所技正、棉作系主任、云南工作站站长。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前夕，中农所从南京迁往四川，冯泽芳则前往云南工作。

冯泽芳夫妇拖儿带女，一路颠沛流离，到了贵阳，休整几周，顺便考察贵州的工作。他在毕节县农村亲眼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地里劳动，一见生人来了，立即丢下锄头，飞快跑入草房，钻进草堆中。这一带的贫苦农民从来没有被子，晚上就睡在草堆中。农民赶集或进城，穿的是用玉米皮编成的衣裤。冯泽芳感叹不已，更坚定了发展棉业，使贫苦农民有衣穿有被盖的决心。

接着再去云南。黔滇公路盘绕在崇山峻岭中，一边是陡峭的山体，一边是悬崖，深不见底。汽车翻入深渊的事时常发生。一次，他们乘的这辆车行驶在路的外侧，会车时擦撞了一下，在悬崖边刹住，再偏外一点点，就车翻人亡了。

冯泽芳到云南后，大力宣传开发木棉。首先得到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的赞同。缪出头牵线，由“富滇”、“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共同出资100万元，组成云南木棉贷款银团，扶助农民种植木棉，缪任银团主席。因木棉下种之后，第一年几无收成，第二年亩产三四十斤，第三年以后可收100斤以上。银团主持者深明底细，毅然决定实行长期贷款办法。前两年不还款，第三年开始还款，第五年还清，若有必要可延长一年。木棉之推广成功，银团功不可没。接着，会同政府机关，组建云南省木棉推广委员会，由建设厅长任常务委员。下设四个组，冯泽芳任植棉组长。在开远县设立木棉试验场。1939年，为了便于在第一线指挥，又在开远县设立办事处，冯泽芳为主任。

冯泽芳在云南工作了两年，从事离核木棉（以下简称木棉）推广。他的学生奚元龄和陈仁等人，是他得力的助手。木棉推广是云南省的新兴事业，也是中国棉作史上辉煌的一页。

木棉试验和推广，初期困难重重。从种植木棉之好处、植棉技术到领垦荒地、贷款办法。他挨家挨户宣传并帮助办理各种手续。木棉长成以后，又组织农民参观种得好的地块，介绍经验。一个洋博士、副所长，没有架子，不贪图大城市优裕生活，下乡下地，甚至利用赶集等一切机会，苦口婆心地去说服散漫的农民。经常是言者谆谆，听者茫茫。有些人还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诸多困难丝毫未减低他的热情。

新栽之木棉，本年没有收成。倘若以前所栽种的子棉无处收购，就会打击种植木棉的信心。冯泽芳急与各方联系，终于征得裕滇纱厂筹备处热心赞助，先垫款以每斤1元高价收购。冯泽芳个人也出资收购70多斤，并动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力所能及出资收购，稳定了棉农的信心。然后组织家属轧棉花，孟成玉也带头参加这项劳动来支持丈夫的事业。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困难。如粮价飞涨，农民愿意先去种粮食。又如大量资金与人才涌入云南，使云南建设突飞猛进，导致劳动力缺乏，纷纷以高工资吸引，农民愿意去做工。又如治安不太好，较远的荒地，农民不敢领种等等。于是银团决定适当提高贷款，推广会采取先发种子给农民试种，与中农所及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联系，加大对棉农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其收益，终于打开了局面，第一年就推广3400亩，四年后达到7万亩。这年木棉的市值，比国民政府全年的全国农林总经费还多1/3，足见推广木棉之功绩。冯泽芳推广木棉，不遗余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斯字棉、德字棉、木棉是我的三个孩子。木棉是我新生的小女儿，我爱木棉同爱我的小女儿一样。”这种爱棉如子之心，何等感人！

科学农业把实惠带给了农民，农民因种木棉生活好起来了。冯泽芳及其同事在云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斯字棉、德字棉、木棉三者之成绩，比较起来，就推广的面积、产生的经济效益而言，斯字棉当属老大。然而从中国棉花改良工作的角度看，则木棉第一，学术价值最高。因为斯字棉终究是外国人培育出来的品种，中国人只是花钱买来栽种而已。可木棉就不同了，它最初只是云南边陲乡下茅厕旁或篱笆间长有几株。有人没事好玩，把它采种移植，为庭院观赏增加一道风景，顶多把它做成灯芯用来点油灯而已。木棉作为一种惠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物，其发现、鉴定、育种、推广，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这是冯泽芳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又一范例。

高屋建瓴 划分棉区

冯泽芳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有的专家认为还是关于中国棉区划分的研究和关于中国棉工业区合理分布的研究。这两个问题研究的成果，合起来组成为一个思想、体系。

冯泽芳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棉区划分和棉工业布局研究的专家之一。他平均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调研，足迹踏遍产棉地区。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与诸多因素有关。自然因素中，尤以气象和地理关系最密切。遵循客观规律去种棉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气象因素有：年平均温度在摄氏10度以上，年雨量在400~1400毫米范围内，无霜日数在175天以上等。地理因素有：土壤要稍带碱性及土质、地势等。据此，冯泽芳在1936年指出，淮河流域大平原是宜棉地区，当时因淮河泛滥而不能种棉。将来导淮成功后，应开辟为新的棉区。这一预言现在已变成现实。他还指出，长江流域以南，雨水太多，土质易于蓄水，宜种水稻，不宜植棉。南方高温雨多地区，种植热带水果，获利丰厚，从经济利益上亦不必种棉。北方地区无霜期太短，不宜植棉，发展畜牧，效益更好。

懂得棉区概念和棉区划分十分重要之后，中国到底应分为几个棉区呢？从1934年开始，冯泽芳经过20多年反复研究后，于195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的棉花》一书中，提出中国棉区宜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华南五大棉区。某一棉区之良种，移到另一棉区种植，效果将变差。此研究成果，对棉花育种和良种推广具有指导意义。以积极性言之，棉花育种工作可集中在棉区的中心试验场，其育成立良种，推广于本棉区内。以消极性言之，如遇水旱灾害而缺乏棉种时，只能在本区内采办，而不要异区采办。这种分区，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证明符合客观实际，至今仍为科技界沿用。

在研究棉区划分的同时，冯泽芳还悉心研究棉工业布局。他指出，棉花改良，并不只是单纯的农业之事，它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棉花改良的效果，纱厂首先受益。到1936年，纺织工业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然而，冯泽芳指出，纺织工业布局很不合理，过分集中在沿海，远离了棉区。表面上这是因为沿海大都市电力集中，供电容易，实质上这是帝国主义压迫造成的。再从产权上看，大部分为外商控制，青岛纱厂日本占91％，上海纱厂日本占50％。由此可见，中国棉纺工业集中于沿海，是日本经济侵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然的发展。再一个原因是国内治安问题，多年的军阀混战，使内地纱厂因兵灾而遭受损失，使投资者不敢到内地产棉区去建设纱厂。直到军阀混战局面结束后，陕西棉区的第一个新纱厂才于1936年开工。纱厂集中在沿海，其后果是，陕西的棉花，运到上海纺纱，棉纱再运回陕西销售，最终使穿衣人的负担增加。

抗日战争爆发后，90％以上的纱厂落入敌占区。到1939年，在后方开工的纱锭只有7万锭，只及战前的1.4％，即使加上正在迁移中和新建的，亦不过25万锭，也只及战前的5％。所以，后方衣料昂贵，前所未有。上海10支纱，每件售价七八百元，在昆明、重庆卖到2000元以上而且许多地方还买不到。所以，冯泽芳呼吁，“纱厂应在棉区内设立”。

综合起来，冯泽芳的主要设想是：划分棉区；在各个棉区，即在最有利的环境中种植良种棉花；扩大主要棉区，淘汰小棉区；在产棉集中、交通便利的地方兴建棉纺工厂，以利农产品的销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使加工工业和种植业密切配合；全国达到棉花自给和棉纱棉布自给，而各省绝不要搞自给，那是不可能的或是可能但不经济的；其它各种特用经济作物也应这样实行全国合理分工的专业区，如茶叶区、丝业区、糖业区等。他的这个设想，现已基本实现。这个意见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讲堂执鞭 培育后人

1940年夏，冯泽芳调回已迁到四川荣昌县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本部，主持棉作系工作。于是，全家五口搬到荣昌。

1942年，冯泽芳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请，回到母校担任教授、农学院院长。遂又举家迁到重庆沙坪坝。

冯泽芳治学严谨，提倡教师要联系生产实际，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聘定各系系主任和教授时，聘请了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堪为师生表率的各专业知名学者担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大农学院成为学子们向往的著名学府。

冯泽芳讲授棉作学、农学概论等课。在做过近十年的科研、生产推广工作之后再来教书，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言简意赅，着重启发学生自己开动脑筋，学生们很爱听。例如在讲棉区划分时，他指出淮河是黄河、长江两大棉区的分界线，形象地说，淮北是平原，拉大车，吃小麦，养黄牛；淮南为丘陵，肩挑或推独轮车，吃大米，养水牛等等，一听就懂。

他要求学生绝不可只限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对老师开列的参考书，要求认真找来阅读，自觉求知，独立思考。尤其鼓励学生要有独到见解。他教导学生，除天资以外，更重要的是靠勤奋学习，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他十分注重实验和田间实习。每学期都亲自带领学生到农场学习，手把手地示范。指导学生做实验时，强调要收集第一手资料，查阅原始文献，而不要图省力，借鉴于二三手资料人云亦云。对实验报告，强调逻辑性强，数据翔实，结论有据，对每份报告都认真修改，甚至错别字都给予订正。

冯泽芳指出，农业是深受地域限制，亦即“地方色彩非常浓厚”的一门学科，以此显著不同于另一些自然科学和理论科学。他告诫学生，不仅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就是国内某地的经验，也不能简单照搬。

冯泽芳常说：“我一生最爱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经常介绍以往毕业生的成就，激励学生。在《科学》杂志上著文赞誉青年学者俞启葆在短期内发现二个连锁群（前人研究棉花遗传，30年才发现一个）。发现奚元龄踏实好学，就鼓励他钻研棉花细胞学，并为他关于棉属细胞研究之专著写了一篇重要的序言，帮他申请名额赴英国深造。他见徐冠仁的水稻遗传工作很出色，推荐晋升副教授，帮他申请奖学金去美国深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农业科技人才。后来的历茬棉花科技骨干，许多都是他的学生。

那时候，吃的是配给的平价米，买回来时已霉变呈绿色，淘米时要多搓洗几遍才能吃。冯泽芳虽是院长，但薪金只能维持清贫生活。由于营养不良，他和夫人都患了严重的慢性病。冯泽芳参加工作10年来，虽然前几年工资不算低，但由于他长时间奔波在农村，吃饭无定时，伙食也差，患了胃溃疡胃酸过多症。曾一度患了一种不知名的可怕怪病，头痛头晕，脑子完全不能思维，拿起笔却写不出文章来，近乎丧失工作能力。所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症状不知怎么，逐渐自动消失了。

即使这么困难，他也没有试图利用在棉业界的声望及与纺织企业界的关系去谋求好处。依靠自力更生来过日子，在住宅周围空地种菜，自己养鸡。内衣裤、孩子们的衣服由孟成玉自己裁制。还学会做四川泡菜、花生酱等等。

中央大学所在地沙坪坝，是重庆市的郊区。他们家在重庆住了长达四年之久，夫人和孩子却从未到市内游览过。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将要迁回南京前夕，才由校长吴有训把他使用的小汽车借给冯泽芳，让他带全家人到重庆市里观光一圈，以告别山城。

冯泽芳是以吴有训校长为首的返宁复校接收南京中央大学的三委员之一。先期回南京接收，也从未想乘机捞取钱财。即使在沙坪坝那么困难时期，他亦处处公私分明。小到私人信件，都从不用公家信纸信封。他在私人信纸上，印有“南堂信笺”四个字。他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风格，一直为同事和朋友们所敬仰。

1947年，农林部又恢复成立棉产改进处，仍由孙玉书任处长，冯泽芳任副处长。他要从事全国棉花改良工作，全家从繁华的南京城里，搬到偏僻的孝陵卫以东，他和夫人都毫无怨言。后来，他与孩子和朋友谈到一个人的工作时说，做几年实际工作，教几年书，这样轮换着做，对人对事都有好处。

冯泽芳毕业致力于棉花科研、生产和农业教育。他的理论研究以棉花遗传育种为主，对中棉的形态、分类和遗传，亚洲棉与陆地棉杂种的遗传学及细胞学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试验研究着眼于发展生产，立足于推广应用。当品种试验有结果时；立即安排良种繁殖，为大面积推广作准备。他根据研究的结果，积极提倡在黄河流域棉区种植斯字棉，在长江流域棉区种植德字棉，在云南种植木棉。这对于扩大我国棉区，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年2月，棉业界同仁欣喜地看到，自己从事的棉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其领头人冯泽芳有不朽的功绩。人们评论道，提到中国的棉业，就不可能不提到冯泽芳；提到冯泽芳，就不可能不提到中国的棉业。大家还认为，冯泽芳之所以取得成绩，离不开孟成玉女士的全力支持，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无怨言。在冯泽芳49周岁生日时，举办了一个简朴庄重、学术气氛浓厚的冯泽芳先生五十寿辰暨银婚纪念会；收集到他的论文83篇，从中选出代表作i3篇，汇编成《冯泽芳先生棉业论文选集》出版。旨在“以冯氏为例鼓舞新进的同志”，希望大家“师法冯氏奋斗精神，阐发农学知识，开发中国农业资源，为三万万以上农村社会中的同胞谋福利”。

冯泽芳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他以专心致志从事棉花工作为毕生的最大快乐。他品德高尚，深孚众望。在担任院长、副处长时总是以诚相见，以礼待人，没有架子，身体力行。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条件十分艰苦，要求十分严格，但大家都能奋发工作，出色完成任务。他虽然事业上有很大成就，名重一时，但他始终虚怀若谷，铭记师长的教诲、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在50岁时，回首往事，冯泽芳套用胡适的诗句自咏：“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师长’（原句为“父母”），一半属朋友。”

1949年初，棉产改进处经费无着，人员星散，实际上已停止工作。这时，冯泽芳接触到北京派来到南京、上海联络科技界的老朋友沈其益教授，了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遂决定留在南京迎接解放。4月初，他又回到中央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1952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冯泽芳随之为南京农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定为一级教授。1954年8月冯泽芳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冯泽芳应聘为生物地学部（后扩大并分开，则为生物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1956年，参加我国12年（1956~1967）长期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的亲切接见。

1954夏，他的长女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向父母谈了到北大荒去创业的打算，他俩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江南女孩在北大荒40多年，为大豆、小麦良种培育作出了重大贡献，夫妻双双被评为国家有贡献的专家。1956年小女儿高中毕业，要报考新疆八一农学院，他俩也积极支持。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冯泽芳出任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同年，冯泽芳应邀率中国棉花科学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并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11月7日，登上莫期科红场外宾观礼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创业精神 永世流芳

1958年3月，棉花研究所搬迁到河南安阳白壁乡新址。冯泽芳举家率先离开条件优裕的首都，来到这个条件艰苦的农村。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地工作。又被选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冯泽芳嗜书如命。虽然他极少去商场，但书店却是经常去的，数十年如一日，故藏书颇丰。搬到白壁后，乡下没有书店可去，他就在北京新华书店邮购部，保持百元左右的余款，来了新的有关棉花和农业书籍，立即给他邮去。他去世后，冯夫人把这些书都捐献给棉花研究所。他还自己出钱，给附近小学订了《人民日报》等主要报纸和《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年末，又替他们续订了一年，到9月他去世时，报刊还未到期。

“大跃进”时期，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棉花所也不甘落后。由各家把餐具借给食堂，冯泽芳带头把家中餐具送去。冯泽芳是所长，与几位所领导吃小灶。孟成玉是家属，就分配吃大灶。大灶伙食差孟成玉身体又不好，但是他从不利用所长的权力把孟成玉安排到小灶。

在亩产万斤水稻、万斤小麦的浮夸风盛行之时，棉花所提出亩产万斤棉的口号，冯泽芳坚决予以抵制。他说：“最多只能660斤，再多，绝不表态。”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集团”以后，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冯泽芳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1959年9月22日，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威望的专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棉花科技界的一大损失。

1980年1月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补开了冯泽芳追悼会。孟成玉率领从北大荒、新疆、南京大三角来的子女及孙辈，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前，冯泽芳的子女从北京来到安阳寻找父亲的遗骨。1959年，遗体简单地埋葬在棉花所西北几里外。经历十年动乱后，坟墓早已无影无踪，棉花所人员和附近农民，没有一个说得出去向。只见一片茫茫棉田，冯泽芳的遗体已经永远溶化在他毕生耕耘的棉花地里了。棉田就是他的墓地，棉花就是他的墓志铭。

在追悼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致悼词，对冯泽芳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对冯泽芳作了专条介绍。

198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书中冯泽芳传记，由邓煜生执笔。

1993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书中冯泽芳传记，由黄滋康、邓煜生执笔。

中国棉花学会的会员们，捐款铸造了冯泽芳铜像，留住他睿智而和蔼的容貌。1997年4月棉花研究所成立40周年庆祝会时，举行了冯泽芳铜像揭幕仪式。49岁时，朋友们纪念他，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又过了49年，朋友们和新一代棉花工作者，再度纪念他，塑造了他的铜像。时任棉花所所长汪若海说：“至今为止，中国棉花科技界在学术与威望方面，尚未有超过冯老者。我们应该纪念他。”

1999年，义乌人士又筹款塑造了一尊冯泽芳铜像，安放在他的母校、现义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端本学堂旧址。义乌籍旅美园艺学家、77岁高龄的玉梅园女士捐款1万美元，在赤岸镇中心小学设立“泽成奖学金”，纪念她深深敬重的冯泽芳、孟成玉夫妇。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商品市场闻名全国，享誉海外。我们相信，义乌将还会有更多像冯泽芳这样的院土出现。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现代农学家传》，金善宝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8月版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冯泽芳先生棉业论文选集》，中国棉业出版社1948年1月版

《浙江院士风采录》，余洪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作者简介)冯一民，男，浙江义乌人。1934年生，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先后在南京长江厂技校后并入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执教，1994年退休。